华西医院原院长石应康教授于5月11日下午辞世，此事震动全国医疗界！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闻此噩耗，我亦潸然。悲痛之余，我欲冒着可能得罪许多人的风险，吐一吐憋在心底已久的真话。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我与石院长素未谋面。故我之所言，并非为石院长作纪念文章，而是借此剖析中国近二十年来中国公立医院院长们的功与过。

石院长走马上任华西医院之际，中国已经历十余年的改革开放，那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普遍改善，中国医院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压力和机遇。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需求逐渐增大，而医院的规模较小、设备设施陈旧落后，医院发展改善的愿望十分迫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仍然紧张，政府领导的主要任务还在发展当地经济，医院这样的民生问题尚不能得到普遍的惠泽。在此背景之下，包括石应康院长在内的公立医院院长们，获得了充分而广泛的授权，开始一轮又一轮轰轰烈烈的公立医院发展建设！

囿于任期限制，医院在短期内得到大幅提升的最好办法便是扩规模、改硬件。二十年来，公立医院院长们几乎无不采取此项手段，现实情况也是：凡是规模扩大的医院，大都得到了迅速发展；那些没有跟上规模扩张步伐的医院则显得生存堪忧。糟糕的是，医院竞相扩建的现象，随即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

一是优秀医生逃离基层医院。医院扩建对人才的虹吸效应凸显，乡镇、县城的优秀医生往地市、省城流动，经济落后地区的优秀医生也向经济较好地区流动，造成基层优秀医生流失严重。

二是基层医院能力恶化。基层优秀医生的逃离，极大打击了基层医生提高能力的积极性，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也减慢恶化。

三是过度医疗日趋严重。医院扩建需要大量资金，政府财政投入又十分有限。徒增的债务压力，外加成本控制和精细化管理不能及时跟进，医院开始面临巨大收益压力，院长们被迫通过增加业务收入提高经营利润。

四是资源浪费触目惊心。医院扩建越演越烈，诸种问题迎面而来，医院内部表现为效率低下，医院外部则是资源配置失衡已成必然。

不妨一起看看几项公立医院的管理成果。

第一项是规模即水平。也是基于这个“真理”，院长们把大量精力、资源用于医院扩建。当下的中国医疗界，规模即水平早已成为真理。当然，一定的规模是需要的，可什么样的规模才有最高效率却少有人关心。

第二项是成本控制缺失。尽管公立医院院长们在不停地大谈成本控制，但实际成效寥寥。有人对华西医院“收集生活洗手后的中水再利用”惊叹不已，以为这是极好的成本控制。殊不知，医院管理中的成本控制核心在药品，药品成本是医院费用中最大的成本。当前，OECD（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多个国家的药占比控制在20%以内；根据研究，中国医疗收费价格体系也完全可以让药占比在20%以内；2015年5月国家下文要求2017年药占比低于30%。目前，我国公立医院的药占比普遍在40%左右。

第三项是是非观念理不顺。二十年来，医疗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奇葩问题，比如医疗与消费对等起来、医疗中举证倒置、患者选择医生、某系医疗与公立医院的合作、医院采购的招投标制度等，这些制度均导致了相应的严重后果。

第四项是以药养医。政策研究者们总结出中国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现象来，实在是十分恰当的。二十年来，公立医院院长们需要用药品差价来消化过度建设发展的资金负担，因为不能给予医生们足够的阳光收入，只好默许药品回扣之类的泛滥。

第五项是漠视医生的尊严。当医护人员的人生安全被侵犯时，公立医院院长们基本选择了沉默；而当医生不得不以灰色收入养家糊口的时候，中国医生的尊严已经被践踏。这是公立医院院长们面临的两大困境。

上述五个方面的弊端还不足以概括公立医院发展丰功伟绩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去年，我听到一个十分悲催的消息，河南某市48位骨科专家被判刑，数十年积累的骨科专业水平一夜之间几近崩溃！这与公立医院院长们的“努力奋斗”，难道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