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全国政协医卫组委员联组讨论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协和医院肝胆外科著名医生黄洁夫提及到震惊欧洲医学界的真相著作《无效的医疗》中的内容：很多药不是该吃的，却在吃；很多治疗是不需要的，却在做；很多手术会使病人更痛苦，却也在做。

其实大家都清楚，这个问题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过度医疗”。

我们身边的“过度医疗”

“过度医疗”主要发生在检查、治疗、开药三个环节。

 据《新京报》报道，黄洁夫曾经说过，“我是肝胆外科的，在临床上，很多小的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肝上的血管瘤对人是无害的，70%的胆囊结石是无症状的，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但是现在只要进了医院，一般都要你去做手术”。

 几年前，有媒体报道广东一名病人因胆结石住院，一月花费45万元、输液330公斤、输血14000多毫升，而且病人死后仍在计费。该“天价”医疗费一事经网络曝光，引发了社会对过度治疗的高度关注。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中国早已被颠覆。据国家发改委2010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一年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人均输液8瓶，远远高于国际上人均输液2.5至3.3瓶的水平。另外，我国一年人均使用抗生素138克，而美国人均只有13克。

 为什么会有“过度医疗”？

 有专家认为，在高额利润诱惑下，尽管很多患者不适合或没必要用支架，但医生们也会有办法让患者使用。另外，在药品巨大的利润驱动下，导致滥用药物的现象频频发生。

患者在看病过程中，医生往往不见得会与患者透露，但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每个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只是这个“最佳治疗”若失去利润，医生可能就会主动放弃。

 国家已着手整治“过度医疗”

 在“过度医疗”、“滥用药物”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国家相关部门终于开始对该问题的重视。

辅助用药被重点监控。

自去年7号文发布以来，全国多地已积极开展辅助用药的重点监控工作。例如近日，江西卫计委就发文，要求严格辅助药品采购的种类和规格，合理确定各科室辅助用药目录和辅助药品使用的范围、品规、数量、金额及比例，并实施采购、使用情况监测预警，最大限度地降低辅助用药的数量和比例。

此外，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马晓伟在全国合理用药工作现场会上的讲话中也表示：“临床用药政策将在改革中受到很大影响，大家必须提早起步，做好应对药物政策变革的准备。”

种种迹象表明，“辅助用药”将是未来政策调控的重点。

大医院门诊输液被停止。

对于门诊输液的限制政策，可以说是已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此前，江苏省卫计委发布通知，要求从2016年7月1日起，江苏全省二级以上医院（除儿童医院）全面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到2016年底前，全省二级以上医院（除儿童医院）全面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液。

而在今年1月份，浙江省卫计委下发通知，要求逐步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除儿童医院和儿科外，三级医院率先全面停止。

抗菌药被限制。

近五年来，我国对抗生素处方药市场开展了多次专项整治。为进一步规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在去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对2004年印发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年版）》。

而此前，浙江、江苏、江西等多省发布最严“限抗令”，表明未来将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严格控制抗菌药物的使用数量和比例。更有业内人士认为，由于抗生素滥用现象在我国较为突出，未来限抗令还会更加严苛。

“过度医疗”带来的社会危害

 在日趋高涨的治疗费用下，那些糖尿病、心脏病和高血压患者，每月用药量很大，医保卡的钱根本不够花，所以便诞生了相对廉价的“二手药”、“回收药”，让假药、过期药浑水摸鱼流入市场。“过度医疗”给社会带来了更严重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