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医疗界和投资界出了两个影响较大的新闻，一是在浙江乌镇，第一张电子处方经执业医生（浙医二院院长，心血管专家）在电脑网络终端开出，仅凭电子处方的传送数据，药店可将药物直接配送给患者；二是在广东深圳，由七个医生组成的医生集团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上市。这两个新闻一个发生于线上，一个发生于线下，都直指当前医疗领域的最大痼疾—医生执业不自由。

就两个新闻传递出来的商业或模式价值，我的评价是：

电子处方，堪称划时代的变化，或者说是自《执业医师法》、公立医院垄断医生以来的划时代变化。因为，电子处方意味着，执业医生可以即时、即地开出处方，而患者可以即时、即地获得诊治、取得药物，实质上破除了医生必须在执业地点执业、患者必须到医院挂号取得处方的限制，从技术上突破了对医生执业的限制，藉由电子技术实现了医生执业权利的天然回归。为什么在这里说是自《执业医师法》以来、是医生执业权利的“天然回归”，因为60多年前，乃至几千年以来，医生一直是自由执业的，所以电子处方不过是医生执业权利的“回归”，虽然堪称划时代，也只不过划了60多年。

但对医生集团的上市，虽然真的是历史没有过的，我却看不出有什么革命性的意义，我更多地认为这是一场资本游戏，一场噱头。医生集团本身，无论是体制内的医生集团还是体制外的医生集团，确乎是突破当前公立体制、解放医生的可行性路径，但医生集团的核心业务是看病，提供的是智能型服务，一个以看病为核心业务的团队，在执业模式、法律架构都并未完全清晰的情形下，为何突然要上市、要接受资本的控制？上市之后，如何实现看病为核心的业务？如果如此，莫若组建一家新的私立医院，但那不是医生集团。当然，任何新鲜事务，都需要有人去尝试，失败亦是成功之母。

下面从法律上分析电子处方和医生集团的上市。

电子处方，实质就是执业医师借助电子处方系统对患者实施的一个诊疗行为，主要涉及三个法律主体，医生、电子处方系统、患者；一个法律行为，即诊疗行为。在涉及医疗这一特殊的法律环境下，法律最关注两个问题，1、如何保证法律主体的合法性；2、如何保证诊疗行为的合法性或曰医疗安全。

关于电子病历法律主体的合法性。

1、首先谈谈电子处方系统。

电子处方系统是独立于医生与患者的一个软件处理系统，在今后的实践中，其拥有者可以是医疗机构，也可能是非医疗机构的第三方运作平台。其既可兼容于目前医疗机构的HIS系统，也可独立于HIS系统。电子处方系统离开了医师与患者，其本身并不产生诊疗行为，因此，我认为，电子处方系统的开发者并不需要专门的医疗机构许可证或与医疗经营有关的许可证。当电子处方系统由医疗机构拥有并由其成员医生使用时，该医疗机构的合法性也就决定了该电子处方系统的合法性；当电子处方系统由非医疗机构的第三方拥有和运营时，如目下的挂号网、好大夫网、“名医主刀”网等等第三方医疗中介平台，则注册于该平台的医师的合法性决定了该电子处方系统的合法性。

但必须注意，电子处方的适用对象是医生和患者，适用的行为是医疗行为，因此电子处方系统必须接受政府的严格监管，达到相应的质控标准，包括与医嘱时间绝对一致的国家授时系统，能够追踪到医嘱者身份的电子签名制度，符合国家常规的《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和电子病历规范的标准，对患者隐私的绝对保护，等等。

2、其次是关于使用电子处方的医师的合法性。

这是广大患者或监管部门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如何保证不能见面的开具电子处方的另一方是合格的、真实的医生？如何杜绝类似青岛“不孕不育郝医生”这样的微博骗子医生、假医生？在谈这一点之前，先澄清一个事实，青岛“郝医生”的骗局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线下，发生在一个不孕不育的诊所，女孩被性侵也是发生在线下，并非来自线上的电子处方或病历系统，微博顶多提供了“郝医生”的一个虚假宣传平台。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微博是一个面向所有公众开放注册的自媒体平台，而不是一个提供专业化服务、受到专业化监管的电子处方系统。因此，将骗子“郝医生”的出现归咎于电子处方或互联网医疗，至少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