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事件

近日，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孙志刚赴国外考察时发现，发达国家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在10%左右，而我国平均则占到40%，孙志刚表示，我国压缩药品费用的空间还很大。

长久以来，降低药占比一直被认为是缓解“看病贵”的重要手段，很多地方主管部门甚至将降低药占比当做政绩进行宣传。然而，有媒体调查、医生反映，被当做硬性指标的药占比在一些医生执行过程当中却时常出现“变味儿”的情况。一些“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非但没有让百姓的就医负担减轻，看病费用攀升的现象反倒时有发生。有不同声音因此认为，通过改变药占比来缓解“看病贵”虽然愿望很好，但实际操作有难度，硬性规定并不合适。

原本被寄予厚望的降低药占比，能否真正成为规范医院医疗行为的利器，需要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警惕。

正方可减轻百姓看病经济负担

所谓“药占比”是指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其计算方法为：药占比=药品/（药品、耗材收入+医疗收入）*100%。

多年来国家一直强调要调整医疗机构收入结构，降低“药占比”，提高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通过“一降一升”，逐步变“以药养医”为“以技养医”，切实缓解群众“看病贵”。

当下，在“以药补医”、“医药不分”的格局下，医院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增加自身收入，往往不是给患者开具有疗效的价格相对便宜药，甚至一些医院、医生沦为卖药商人。曾经的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就表示：“药品加成的政策曾经对保障医疗机构正常的运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几年来，这项政策诱发了医疗机构，特别是个别的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开大处方、开贵药的情况，给患者增加了经济负担。”毛群安说，我国的药费占到整个医疗费用的一半以上，而其他国家药品费用占的比例一般是在20%上下。“减轻老百姓看病的经济负担，一定要在药品费用问题上下足功夫。”

近几年来，政府一直致力于，在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医改指导意见，今年的100个试点城市药占比必须下降到30%以下。毫无疑问，政府一系列相关措施倒逼医院减少不合理用药现象，减弱医院对药品的依赖性，让医院用药回归合理、理性、科学。严格实施药占比指标控制以后，不少医疗机构制定一系列措施来控制药品收入比例的增长，包括控制处方单价、药占比与医务人员收入挂钩等，从而使医疗机构向正常的合理用药方向迈进。

反方硬性规定反而可能引起反效应

降低药占比的政策并非近期才出现，降低药占比的呼声已有多时，但现实来看起色并不大。

不少医界人士坦言，降低药占比在操作层面上漏洞很多可以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戏码已经在上演。

王伟（化名）是北京市一家二级医院的内科医生，他所在的医院被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将医院整体药占比控制在56%以下，由于各个科室性质不同，医院下达的指标也有所差异。比如内科药占比不能高于60%，外科要控制在50%以内，口腔科不能高于30%等。在医院严控药占比并给科室下达了硬指标的情况下，为完成任务，王伟给普通的病毒性感冒患者开出了本不必要的肺部X光检查单，虽然此类患者，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即使不做任何检查，也不吃什么药，两周之内基本上也能痊愈。

湖南省儿童医院副院长李爱勤直言：我们已经知道了，药占比是药品在总费用中的比例。在它的计算公式中，药品费用是分子，医药总费用是分母。我们一起来设想一下，在总费用不受控的情况下，医院只需做大“分母”，就可以无端提高总费用来达到降低药占比的目的。没有关联指标的控制，降低药占比就是一场暗箱中的魔术看似成功了，其实一切都是假把戏。比如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