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调查发现，一些廉价抗癌药出现了“药荒”，甚至断供的情况。今年7月以来，不断有来自福建、郑州、河北、上海等地的网友发帖求药。8月4日，广东一位父亲在网上发布“求药帖”称：“如果找不到这种药，孩子只能用国外的替代药品，近6000元一支的价格将使更多家庭陷入困局，甚至放弃治疗”。 

发帖寻求的抗癌药，以“放线菌素D”为例，它在医保目录内，价格受医保机制管控，但同时因为太小众，不能实现“薄利多销”，所以企业没有生产积极性，医院往往担忧过期失效，不愿大量进货。廉价药短缺的问题可能不罕见，但这类关键时刻发挥救命功能的廉价药物一旦短缺，那些原本寄希望于医疗保障的家庭，也许瞬间跌入谷底。

现今药品定价，一般遵循两条轨迹：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接受政府议价，其他“绝大部分药品”则由企业自主定价。这是保障基本，同时放手企业，基本逻辑正是“引渡”市场力量做公益。药品仍然是商品，既往经验也表明，药价虚高的罪魁祸首正是药价市场反应机制被扭曲。但药品更是保障品，通过医保支付和招标，医保经办机构成为患者利益代言人，以议价者的角色出现，约束药品价格，确保在低廉合理的范围。尴尬的问题正在于，“放线菌素D”这类小众廉价药物处在了制度盲区，医保照顾不及，市场也没有它的位置。

这个盲区是有望被填补的。小众、廉价的药物怎么恢复供应，除了特事特办的一些手段，更应考虑医保的引导。医保不只是杀杀价，也要考虑市场行情，摸索哪些药品能够足额供应，以及相应的引导手段。企业进入医保目录的动力，自然是“走量”，大面积使用，价格低廉，也有经济效益。但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并没有强制要求生产，使用面不广，企业可能减少或者停止生产，正是这个节骨眼，市场调节者的角色凸显重要性了。

以新一轮医改精神看，医保制度犹如杠杆，居间协调市场和公益。曾经对医保有种简单的认识，认为它对企业甚至医疗机构构成强势约束，却忽视了一种新的道德风险，即医疗机构从“过度医疗”转为医疗不足，企业则干脆对很多廉价药物不再生产。今年6月开始实施的《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即指出，对于医保支付的药品，要“探索建立引导药品价格合理形成的机制”。而这个探索的任务，其实是交给了医保制度。

抗癌药的问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据报道，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戴秀英援引调查数据称，对12个城市42家三甲医院临床用药的调查显示，短缺廉价药品数量高达342种；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曾公开表示，廉价药品正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失。不能说这些消失的廉价药是没有市场需求的，很多反而是需求急切的。发挥医保市场引导作用，激励或者敦促廉价药的再生产，也许是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