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改推进组织，政府办医应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转型，充当补位角色，不与民争利，从而为社会力量办医创造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携手推进国家卫生事业的发展。

“新常态”促使医疗事业发展

中国大陆社会经济正在经历一个“新常态”，而“新常态”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增长速度问题。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一直保持着8%到10%的高速增长，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产品的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可以借助与发达国家的巨大落差“势能”进行模仿复制而成，随着这种势能在“新常态”下的逐步递减，中国自主研发创新的压力必将随之增加。

“新常态”的另外一个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方式或结构问题。经济学家基于欧美人群消费结构长达百年的观察研究发现，人们在吃穿上的开支比例随着收入增加不断递减，唯有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开支持续增加。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到2050年，美国经济配置到医疗健康产业的比重将高达30%。他们给出的经济学理论解释是，人类的健康需求可能不服从经济学上的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和国人讲的“人没了，钱还在有啥意义”是一个道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越来越多的财富被创造出来之后，人们将在健康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源。现在中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配置大约在5.5%左右，而OECD国家平均值为10%。到2020年，如果中国的宏观经济总量能够达到90万亿人民币，参照OECD国家的平均值，将会有9万亿人民币配置到医疗健康产业，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行业市场。

“新常态”中还有一个核心内容是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收入分配包括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一次分配更多注重应该是机会公平，我们希望一个社会不要有太多的人为因素阻碍每个人公平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比如中国长期实施的户口制度就是一个典型。为了机会的公平性，创建和维护竞争性的市场条件比什么都重要。二次分配要推进的更多是结果公平，这主要通过政府主导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其中医疗健康保障是其核心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常态”的三个核心方面，都与医疗健康服务业息息相关。

划清身份界定，推进医疗发展

在“新常态”的影响下，社会办医的身份界定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字面意思来看就是社会力量办医，但细究起来，有许多有待阐明的地方。而要弄清楚该问题，最好的切入点是回答政府为什么要办医？根据中央深改第十一次会议精神，政府办医应该突出公益性，即公平、可及、惠及全民。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政府办医的三个重点方面：一、在基本服务，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有限预算约束条件下尽可能惠及全民；二、在外部性强的医疗服务，即一个人的问题影响到其他很多人的相关服务，这也包括医学教育和基础研究等，“公共便车”效应很高；三、经济性，政府需要根据成本效益的经济性评估，据此确定服务的重点范围。简言之，政府办医的重点应该落在基本性、外部性、经济性的服务方面。

事实上，社会办医基本上都是市场行为，因为它没有强制性，所需投资必须要偿还，至少收支平衡，所以必须遵从市场的基本游戏规则。这决定了社会办医必须考虑服务的特色性或者说多元性，而非基本性；竞争性，而非外部性；有效性，而非经济性，正好和政府办医的优势重点形成满足市场需求的互补关系。

社会办医的作用和意义何在？其一，这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赋予公民更多的自由发展、自主创业的选择机会，如果中国大陆居民在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各行各业可以更方便、自由的创业发展，将是社会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其二，这也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的有效性。如前所述，医疗健康服务业正在成为主导人类21世纪的朝阳产业，社会办医将是非常关键的抓手，非常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向现代服务业的有效转型升级。其三，社会办医发展好了，特别是在特色性、竞争性、有效性的服务方面，政府办医才有可能从集中力量重点保障其比较优势的领域，即基本性、外部性、经济性强的医疗卫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