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罩在上海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联盟（以下简称GPO）相关经营者头上的阴霾正在逐渐消散。

日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上海市工商局”）的一份《垄断案件中止调查决定书》称，由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案件调查，提出并积极落实的整改措施能够消除和挽回其行为造成的影响，上海市工商局决定对上海GPO涉嫌垄断一案中止调查。

在上海GPO危机暂缓的同时，此前陷入垄断风波、被要求整改的深圳GPO试点也传来新消息：广东省东莞市将搭乘深圳GPO“顺风车”，进行跨区域联合集中采购改革。随着越来越多的省（区、市）释放出积极信号，如何与垄断划清界限、寻求GPO采购参与各方的利益平衡，成为影响GPO发展的关键话题之一。

为药品控费而生

GPO是国际惯用的医院领域的采购模式，已在国外有充分实践，能为政府节省大笔医疗开支。有数据显示，2009年GPO为美国医疗健康系统节约的开支超过360亿美元。

随着我国医改的进一步深化，挤出药品价格中的水分、提升患者药品可及性愈发重要。我国通过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而其中引进GPO模式，依托GPO集中代理公立医院采购，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前提下“带量”议价，成为控制药品费用的尝试之一。上海、深圳等地先后开始进行GPO试点，华中药交所平台也引入GPO机制，帮助医院实现药品采购成本最优化。

河北某药企的相关负责人孙黎（化名）归纳出GPO的两个“关键词”——带量采购、集中配送。他认为，GPO采购既能为实行药品“零差率”政策的医院降低药品院内流转成本，又有利于处于“两票制”政策压力下的药品配送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双方都能从中受益。“不甚满意的可能就是工业企业了。”他补充说，在GPO强大的议价能力面前，销量大、生产企业众多的普药品种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而在一地一家医院的低供货价格又可能在多地多家医院引起“连带”效应，企业降价压力大。

在业内人士赵乾（化名）看来，面对“带量”而来的GPO，工业企业喜忧参半。据他介绍，一些GPO提出的“量”是比较虚的。“GPO所谓的‘量’很多时候只是承诺有多少会员单位在采购包里，至于实际采购能产生多少销量，招标方和药企心里都没底。”他解释。但即便如此，药企依然愿意参与GPO招标，因为他们往往会结合现有市场和医院规模，来估算GPO医院数量背后的潜在增量。

契合多方利益诉求的GPO试点进展很快，药品控费的能力也逐渐显现出来。深圳市卫计委2017年12月向媒体通报称，深圳GPO第二批目录采购的1159种药品平均降价幅度达22.57%，预计全年可为深圳市公立医院节省药品费用15.37亿元。参与GPO采购的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2017年10月份的药占比从年初的30%降至25.79%。

陷市场垄断风波

在一些试点省份，参与GPO招标采购被视作企业参与医院招标议价的准入。“如果不参加GPO招标采购，企业就失去产品在医院的‘出入证’，也就可能失去这个市场。”在赵乾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不得不”参与GPO招标采购。

这种暧昧的明规则或“潜规则”，或许为GPO试点频频陷入垄断风波埋下了引子。2017年，我国GPO试点的先行者——深圳和上海因涉嫌垄断，先后受到有关部门调查。

上海市工商局的《垄断案件中止调查决定书》披露了上海GPO涉嫌垄断的行为——上海 GPO以公立医疗机构在省级招标平台上可正常采购的药品为采购范围，要求已入围省级招标平台的参选企业再次申报药品结算价、预计供应链服务成本分担比例、市场占有率等材料，遴选决定上海GPO药品采购目录；对于未入选GPO药品采购目录的企业，所有会员医院拒绝与之交易。而通过当事人事后承诺的整改措施，如不限制医疗机构的药品自主采购、取消对医疗机构采购总金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