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5月21日起，国家计委决定放开维生素C、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氧氟沙星等4种药品价格，揭开了药品降价的序幕。迄今为止，我国已针对不同品类的药品进行了3轮共31次降价。

然而，“看病难、看病贵”、药价高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尽管政府试图以行政手段推行药品定点生产、药品零差率、杜绝“以药养医”等措施，但在执行过程中，却面临着多方阻力。

药品定价模式未改变

“事实上，不是降价政策没被执行，而是没有在药价体系中体现出来。”国内某药企高管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2012年12月3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文件，决定自2013年2月1日起对20类药品调整最高零售限价，覆盖400多个品种、700多个代表剂型规格。这是迄今为止国家进行的第三轮、第31次降价。

尽管十多年来，国家针对多种药物进行降价，并不乏一些大幅度降价，例如2005年9月28日，国家发改委在医药企业的激烈反对声中执行第17次降价，降低22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降价金额约40亿元。2012年3月27日，国家发改委对消化类药品等价格作出大幅调整，平均降幅达17%，包括葛兰素史克、阿斯利康等近20家单独定价的跨国药企产品也遭遇大幅降价。然而，从患者角度看，还是存在“药价高、看病贵”的问题。

“为什么觉得药价贵？主要贵在高价药，这些高价药即使降价了，还是和百姓的消费水平不匹配，承担不起也就觉得贵。”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牛正乾表示。

而上述业内人士则认为，虽然降了30多次药价，但每次降的种类不一样，而且现行的药品定价模式没有改变，药价很难降低。

该人士表示，当一种药的价格降到一定程度，市场反馈很难再降下去，政府会开始降其他品种。而那些降得太多的品种又会因为价格太低，企业没有利润可赚，就不再生产了，这也就出现“降价死”的怪现象。

“以前药企通过换包装、换药名等形式逃避降价，但现在这种情况很少了，赚不了钱，企业就不做了，反正能做的药品还有很多。”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据该人士介绍，由于二甲以下基层医院百分百要求使用国家基本药物，而三甲医院最高只要求使用30%的比例，有的只需百分之十几。所以患者到基层医院觉得药价便宜，但去三甲医院，医生有太多选择，不一定要开便宜的基药，自然觉得药价贵。而药企的低价产品如果在基层医院也卖不出去的话，干脆就不卖了，这种药也就从市场上消失了。

“现在很少有药不能替代，除非国外企业的专利药，例如一些进口抗肿瘤药，无法替代又是必需的，这种药的价格就降不下去。”上述人士表示。

执行遇阻

不仅药企不愿生产低价药，事实上，在一些灰色利益的驱动下，导致一些医院也偏好开贵的药。

本报曾披露过在药品流通环节中，药价是如何层层被推高的内幕（《业内人士自曝潜规则：20元抗生素注射液为何卖到115元》）。以一支抗生素为例，医院就可从中获得30%甚至更多的回扣，药价越高，回扣也就越高。

“价格更高的药受到欢迎，企业也不愿意生产医生不开又没有利润的药品，利润空间小，企业也支付不起回扣。”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除了发改委推动降价，国家也多次对药品定价体系进行改革，希望降低药品价格。

早在2006年，国家发改委就规定：医疗机构执行顺加不超过15%的加价率，试图改变“以药养医”的状况。而卫生部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卫医发（2010）20号]则进一步提到，“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对公立医院由此减少的合理收入，采取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等措施，通过医疗保障基金支付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予以补偿”。

然而，有地方数据显示，药品加成率下调后，药品加成收入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以12%的速度增长，药品总收入增速更是高达17.6%，患者医药费用负担不降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