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国低价药品频发短缺的特殊性，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指出，政府定价范围内平均日均费用不超过暂定标准（西药3元、中成药5元）的药品为低价药，取消其最高限价，生产企业可在不超过日费用标准的前提下自主定价。此《通知》是继国家卫生计生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今年4月15日《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发布之后的又一个专门针对低价药的重大决策。《通知》一出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被认为是全面深化药品价格管理方式改革的重要信号。那么，取消低价药最高零售价格限制就能否彻底解决低价药短缺问题？研究此问题对于完善低价药政策、保障低价药生产供应，助推新医改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低价药品短缺的原因

1、药品短缺是全球性问题。

据WHO调查研究，药品短缺是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发生的共性问题。近年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部分欧洲国家关于药品短缺的报道数量有所增多，而且引起短缺的因素不尽相同。调查显示，2006年美国FDA接到56种药品短缺的上报信息，2011年内上报的短缺数量就达到251种。导致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制药企业生产过程受阻或产品质量不合格等供应环节的问题，2012年有近66%的短缺是该原因引起。在加拿大，造成药品短缺主要是使用环节的问题。该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主要由大型医疗保险公司把控，因为垄断而滋生出的不道德商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价低利薄药品的使用。

2、我国药品短缺问题的特殊性。

除原料短缺、产品利润率低、生产工艺不稳定等共性原因外，使用环节的问题是造成我国药品短缺的主要原因，且集中体现在低价药品上。一方面，由于“以药养医”的医疗卫生体制，医院和医生并没有处方低价药品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近年来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唯低价是取”的做法，导致药品中标价格过低。两方面因素引起连锁效应，生产供应方面企业为了维持盈利，必须停止生产价格偏低甚至与成本倒挂的产品，导致低价药品供应保障不足；临床用药方面，药品价格越低、公立医院越没有处方积极性，在终端使用上给这些低价药判了“死刑”，这两方面的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价低利薄的药品逐渐退出市场。

二、低价药政策局限性

发改委此次改革低价药品的价格管理方式，一定程度上能够调动生产企业的积极性，是对缓解低价药短缺有益的尝试，但仍有不足之处亟待完善。

1、遴选低价药目录的计算方法不合理。

《通知》指出，药品的平均日费用不超过暂定标准（西药3元、中成药5元）即为低价药。平均日费用等于最小单位价格乘以平均日用量，最小单位价格通过政府最高限价除以药品包装规格计算，平均日用量为说明书标明的最大用量和最小用量的算数平均数。

首先，依据平均日费用确定低价药的“一刀切”做法不合理。该计算方法欠缺对用药频率的考虑，对于治疗慢性病、需要长期使用的药品而言，总用药成本能够通过平均日费用体现。但急救药的用药频率低，不适用此方法。比如主要用于治疗由于注射肝素过量引起出血的鱼精蛋白（规格为50mg:5ml的最高限价13.1元/支），因为中标价格偏低，大部分生产企业停产，唯一维持生产的上海第一生化制药厂也曾因为进行新版GMP改造而停产，媒体曝光该药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短缺。由于平均日费用超过3元，该药品并不在现行低价药目录内。而事实上由于用药频率低，实际临床中单个病人的用药成本并不高。此类急救药品一般用量不大，但临床必备且无可替代，所以发生短缺的后果往往比慢性病治疗药品短缺更严重，引发社会影响力也更大。

第二，依据说明书标明的最大和最小用量的算数平均数计算平均日用量不合理。对于部分药品而言，说明书上标明的最大用量是极端情况，简单加总求平均并不符合临床用药实际情况。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