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落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向社会资本办医释放出积极的信号。全会决定全文（下称《决定》）中明确：“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看来，这意味着医疗行业向社会资本全面放开。

医药界早已出现两个趋势与之遥相呼应：一是跳出体制自由执业的医生渐渐增多，且以知名三甲医院中青年骨干医生为鲜明特色；二是社会资本越来越热衷于医疗领域，其中既包括华润、中信这样的央企背景的产业资本，也包括复兴、新希望集团这样的民营资本。

显而易见，较之于此前由基层而大医院、由药品改革而公立医院改革的官方医改路径设置，自下而上的医改实践呈现出另外一种迥异的方向。朱恒鹏个人认为，这也是一条有希望的新医改之路。

积极政策信号

记者：综览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全篇，你个人最为关注的亮点有哪些？

朱恒鹏：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此次《决定》的主要亮点，在于有关经济改革的两句话：一句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另一句话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我完全同意吴老所说，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是个很大的文章，医疗领域显然也是这篇文章的应有内容。

记者：这次《决定》关于医改的表述集中见于全会决定的第十二项“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第46条。这部分内容乃至整个文件精神，将给医改带来哪些利好？

朱恒鹏：根据全会精神和文件表述，未来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机构，利用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优先支持”理所当然；对于高端、专科等资源稀缺领域和各种多元需求领域，可以“直接投向”；可以参股、控股、托管、买断等“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整个是“可以，也可以，还可以，都可以”的节奏，释放出非常积极的信号。

举个具体的例子。我们现在的医护比不到1：1.3，而国际平均水平是1：3.4，如果要追上这个差距，需要增加600万护士。考虑到医疗行业的发展和医生的相对缺乏，如果未来还需要增加100万医生，那么还需要再增加300万护士，也就是说，整个医疗行业就可以新增千万就业机会。

记者：《决定》提出，逐步取消学校、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公立医院松绑？

朱恒鹏：所谓“行政化”，即是说中国的“公立医院”实际上是国营医院“官办，官控，官享”。所谓“去行政化”，就是把国营医院改成真正的公立医院，“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专业说法是国营医院法人化改革，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这为下一步公立医院的改制提供了便利，但是其实现过程仍然是任重道远。不过，我始终认为“改革进展速度不怕慢，只要方向正确，因为向前走一步就是一步实实在在的进步”。

记者：前一阵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在深圳市折戟，但这次《决定》文本中明确“允许医师多点执业”。释放出什么信号？多点执业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

朱恒鹏：医疗行业的特征之一是信息高度不对称，相应地声誉机制对医师有很强的约束力，医师适合自由执业。自由执业的含义是医师可以自主选择执业的地点和方式，多点执业是其中的一种附属权利，取决于医师和医疗机构在平等自主基础上所签定的合约。

由此来看，文件允许医师多点执业是一种让步，是对医师“走穴”这一既有现象的承认，严格说来这不是改革。出去“走穴”的医师一方面享有体制内的各种资源和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到市场上去挣钱，因此其实际所得超过了自身人力资本的市场化价值。这种超额回报是依赖于公立医疗体系的行政垄断地位而取得的，这群人是不愿意离开体制的，而多点执业很可能会固化了这种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