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的病人是不需要到大医院挤着看病，基本上是普通疾病，而非疑难重症，在社区就能解决。”这种看病“乱象”得到了大多数人认同。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生病了，人们还是蜂拥至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依然门可罗雀。

看病乱，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医疗体制弊端。大医院用最优质、最稀缺的医疗资源，来对付大量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高级专家干了社区医生的活。大病到大医院，小病到社区解决，这是医改提出的目标，作为实现手段，分级诊疗制度被寄予厚望，但因不好操作迟迟“分”不起来。

那么，分级诊疗到底卡在哪儿？有无良方使其良性运转，继而推动医改前行？9月6日，由人民网、中国医院协会、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和温州医科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医院院长高层论坛上，与会代表对以上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病人过度自由

机制让大医院希望病人越多越好

与会嘉宾认为，病人的过度自由给“看病乱”提供了便利。

“多少病人该到三甲医院来，多少病人不该来，我不知道。但我敢说，所有来我医院看病的，没有一个是我强迫他的。就医的选择权是病人的基本权利，在这种自主权充分行使时，就有一些乱象。”浙江台州恩泽医疗集团主任陈海啸说。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国家的经济发展走了一条双轨制，既有市场经济，也有计划的部分。而在看病就医方面，则是完全的市场化。病人是完全自由的，愿意到北京就到北京，愿意到上海就到上海。”他认为，如果没有很好的手段控制病人的流向，那么想实现分级诊疗是不可能的。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咨询师王宏志认为，当前病人过度自由，与其定价有关。“这就像五星级酒店和路边小摊，一样的定价，不一样的服务和质量，我们当然会选择五星级酒店。”

一方面，病人想跑大医院，另一方面，大医院也希望病人越来越多。

在院长论坛上，刘玉村坦言，“大医院里面其实已经很乱了，但我希望病人越来越多，因为这是我们医生的职业需要。”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陈仲强更是直言不讳：“病人多了，院长虽然脑袋大，但心里乐，因为这是收入的来源，是维持医院发展的经费。没有病人的时候院长更头疼。”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党委书记金昌晓也同意这一说法，“其实在我们大医院，你看的病越简单，可能利润会越高。越疑难越复杂，可能利润越低。我们愿意更多病人来，累一点、苦一点都没有关系。”

同时，院长们也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

“我也希望像国外那样的，病人少一点，安安静静，每天踏踏实实好好看几个病人，多好啊。但是费用怎么解决？所以，病人来，院长高兴，科室高兴，这是机制驱使下来的结果。”陈仲强说。

当前，国家对于大医院的要求越来越高，例如核磁X光2小时出报告，检验4个小时，大的检查要48个小时，排队不能超过10分钟等等。这些措施使得大医院越来越方便，加上医疗实力雄厚，质量过硬，价格又不比社区贵多少，患者便蜂拥而至。

事实也的确如此。近年来，全国的门诊量在增多。而就比例而言，大医院的增幅比例远远高于社区医院。

金昌晓认为，现有的政策设计和理想追求有很多矛盾。正如陈仲强所说，这样的政策导向，也使得大医院的吸引力更强。“搞得越方便，服务得越好，就越上大医院。这是导向的结果。我认为，政策主导的和我们想要做的不符合，现在有点乱。”

大病小病难分辨

医疗配置迥异让老百姓直奔三甲

尽管有诸多不利因素，业内还是普遍认为，分级诊疗是一个发展方向。

“我觉得最终要走这一条路，第一方便患者，第二控制费用。国外十几年走过来的，有必然的道理。”陈仲强说。

刘玉村指出，分级诊疗现在是政府提倡、全民共识，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却“骨感”。首要问题是，疾病难以分级。“真地分辨出哪个病人的感冒要到北大，哪个要在乡村，很难。”他举例说，自己所在的北大第一医院有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