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意见》），明确未来三年和十年的发展目标，提出11项重点行动。至此，中国的网联网社会与互联网经济已经进入全面加速行动时期。正如我昨日在微博上所写：“顺应世界‘互联网+’发展趋势……互联网应该为我们新时代年青人提供一个很好很好的公平的发展平台。用心去做，相信每个人都能实现心中的梦想！”

在美国，互联网战略早已上升到国家战略，“互联网+医疗”更是走在世界前列。而中国的“互联网+医疗”战略仍然处于犹豫、尴尬的阶段，甚至需看“院长”脸色“行事”。不仅“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其他”也正面临着如何突破利益集团堡垒的问题。

我很早就说，中国的互联网医疗要解决四个问题：观念、法规、技术和服务。观念，是决策层、执行层对互联网的认识程度问题，或是正能量或是阻力；法规，是保证互联网应用从无序到有序发展的基石，既是安全问题，也是质量问题；技术，基本想到的都可以做到，不是主要问题；服务，就是运营商与医院的竞争与合作问题。

“互联网+医疗”，内容极其广泛，意义非常深远。它将打破的不仅仅是表面的“看病难”瓶颈，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猛烈颠覆，是对传统就医模式的冲击，是对原有医疗（势力）格局的改变。今天，我们要打破的是影响“互联网+医疗”的利益格局，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的医疗平台与健康管理服务平台。

早在2000年，我就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互联网预约平台，把传统的（电话、BB机、电报、传真等，见《医院前线服务》）预约模式建立在互联网上，把医院的挂号处延伸到社区与家庭（当时电脑与网络还处于发展初期），大大提升医院门诊的效率，也方便了病人。那时，我还提出建立网络床位调配系统，模糊分科，充分解决医院床位不均和科室奖金不均的问题。很可惜，床位调配严重地冲击科室的利益，也许会造成一些科室的萎缩、消失，所以至今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个例子就是当今互联网遇到的重要闸口。又如，“滴滴打车”、“优步”除了不利于出租车行业的垄断之外，没有其他不利的。如果有缺陷，可以完善之。显然，这都是观念与利益的问题。

上周在市二宫举行的公众论坛《互联网能否解决看病难？》，有人质问我：“既然你开创了网联网预约挂号，为什么在省医院看病还这么难呀？”我说，这是一个“互联网+服务管理”的问题，是服务营销的范畴，我通过互联网实现我的CRM（客户关系管理），留住老顾客，吸引新顾客，主雅客来勤呀！这与一个医院解决整个社会看病难问题是没有关系的。相反，互联网解决了不少的看病难。

若干年前，我就提出“互联网+全科医生”，即“网络全科医生”。这是从互联网的优势出发，通过网络实现我们正在推行的大部分全科医生制度。这种方式总比我们用传统的思维去硬性规定全科医生要“家访”多少次，去建立根本没有意义的纸质健康档案强吧！而且，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化的绩效考核指标对全科医生进行实时的绩效管理，并通过服务分值计算“工分”，进而计算薪酬：底薪+工分（业绩）。

假如一个全科医生可以在网络上完成公共卫生任务，而且效果是好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网络全科医生”制度化呢？这样的网络后台管理不是比领导下基层督导来得更有效吗？《意见》提出的“‘粉丝’经济”的理念为什么不可以移植到全科医生的服务上来呢？也有人质疑：老年人和边远山区怎么办？这种顾虑，如果说严重点，就是“懒政”。对于老年人，不少已经会用“优步”、“预约挂号”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