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药店群体，他们从不参加任何零售药店圈的会议、聚会、联盟，从不研究高毛利、单品突破，对媒体敬而远之。低调的他们做的却是火爆得不能再火爆的生意，哪怕店员摆出一副扑克脸也挡不住滚滚而来的客源，几十平米的小店，两三名店员，年销售额可能高达亿元。很显然，他们的存在是零售药店圈内的异数，也是医院用药格局发生变化的最敏感的指示灯。

处方药来了

处方药来了——这是零售药店做了很多年的梦，随着新医改的深化，这个梦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近。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商业分会秘书长张俊峰断言：处方药已经来了，药店的春天到了。这样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

第一，从政策管控层面看，新医改密集出台新政意在削减医院的药占比。2015年，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医改试点指导意见，到2017年，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推开，总体上医院药占比的比例降到30%以下，这主要是从总额上控费，原则是超额分担，结余归己。

仅这一项总体控费政策，在医院已经掀起不小的波澜，各科室为争取更多的开药份额争执不休。以前药品在医院加价15%，医院对医生的开药采取默认甚至是鼓励的态度，以药养医，小病大治，但现在国家严格控制，医院怎么生存？严格控制医生开药，但小病大查，多开检查费，医院也做了相关绩效考核机制的调整。正常情况下，医生没有必要为了增加收入去冒险多开药。

而比总额控费更狠的是按病种收费政策，目前在福建三明、甘肃、浙江、四川等地均有不同覆盖面的试点。在三明模式中，按照“定额包干、超支自付、结余归己”的原则，除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8种重大疾病，其他全部按病种付费。在这一政策下，每位病人的药费、检查费超支部分都将由医院自己买单，同时，严格控制医疗总费用中个人自付比例，防止变相增加患者负担。在门诊看病如果超出该病种的付费标准，超出部分由患者自费，医生需要向患者说明为什么要开这些药和检查，患者或家属同意才可以开，医生往往会嫌麻烦而干脆不开了。

第二，从医院开药的动力看，药品零差率推行后，医院在药品上不赚钱，如果加上药剂科人员的费用、仓储等管理费用，有些药甚至每盒亏损2%至4%。对于公立医院，尤其是综合性公立医院来说，零差率实施后带来的利润压力非常沉重，“以药养医”模式被切断，药品不再是医院的利润中心，而是转为成本中心。据某三甲医院的医生透露：“我们现在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排着长队来专门开药的患者，不赚钱，还耗费了医院的资源。”

第三，从医生开药的动力看，一方面医院对开药有严格限额，患者对大处方也较为敏感，医生如果要多开药，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诊疗费逐步提高，医生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问诊阶段，有事业心的医生更愿意把精力投入到提高医术、扩大知名度，从国家允许的高额问诊费中获取自己应得的收益。据一位在肿瘤医院工作的医生透露，他一个号是500元，每挂一个号医院给他50%的费用，他有很强的看病动力，有时候忙得连中午饭都凑合着吃。“我一天的问诊收入就有3万块钱，我为了拿几块钱的回扣，给你开了几盒药，不仅要承受患者的不信任，还要冒着被医院发现后声名狼藉的风险，没必要。”

以上三方面因素导致医院不再是处方药外流的拦路虎，处方实际上已经在外流，但为什么零售药店的老板依旧在抱怨“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处方到底去哪里了？

悄无声息的终端拦截

处方药是出来了，但并没有大量地流入零售药房，而是进入了另一类药房中。这些药房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开在医院内的自费药房，前身是医院的自建药房，医药分家政策实施后，医院把它们转包或托管出去；另一种是由医院自己新成立的公司开的药房，开在医院内或是紧邻医院。

这两类药房的经营者与医院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是医院领导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与该院有着多年合作关系的商业公司。医院通常通过两种形式获取利益，或者收取高额的房屋租金，或者直接参与公司利益分成。这些药房成为医药分家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