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医改成为众多代表、委员热议的民生话题，而其中分级诊疗又成为此次医改话题中的最热话题之一。

3月8日晚间，在2016全国两会访谈--委员会客厅，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交流中心主任杨金生，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微医集团董事长微医集团董事长兼CEO廖杰远就“互联网+医疗助力分级诊疗的构建”进行了讨论。

分级诊疗现状如何？症结何在？

朱恒鹏：“分级诊疗”是近两年开始热起来的一个词汇，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高度重视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还没做好。分级诊疗的含义是让不同的医疗机构之间各有分工，小病、常见病、多发病由社区承担，二级医院承担一些住院和一般的重病业务，疑难杂症、危急重症则由三甲医院来承担。

但现实是越来越多的患者涌向了三级医院，尤其是一些城市地区无论是住院患者还是门诊患者，三级医院都承接了大部分病人，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社区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却处于“战时状态”。

我们的分级诊疗做得不好，这就是中国要极力推进分级诊疗的原因。

陈仲强：目前医改推动的分级诊疗，其实在过去，我们国家是有的，原来叫“三联单制度”，后来伴随医院改革把它放开了，患者可以选医院，但由于全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水平差距比较大，导致更多的患者流向了大医院。

而国外我们熟悉的分级诊疗体系，除了历史传承形成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有制度保障，它一定要有社区医院家庭医生诊所的意见和转诊，才能到上级医院或者专科医院就医，否则在他的保险体系里面是不给覆盖这一块的，也就是传统的习惯形成的体系加上它的制度设计，约束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序的慢病首诊、小病在社区，大病转向大的医院的体系，并一直维系到现在这样一个状态。

回来看我们国家，一方面整体医疗水平发育不平衡，另一方面制度把原有的“三联单制度”破除了，在患者可以选医院，选医生的情况下，自然会向好医院，好医生靠拢，进而造成了供需矛盾，医患关系紧张。尽管我们提双向转诊，而且国家已经提了很长时间，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方案，但是到现在真正解决患者双向转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杨金生：2007年在卫生部讨论医改方案时我就讲，如果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是解决看病贵的一个问题，它出钱它就要制定看病的流程，医保定点单位是人社部确定，医保不同医院的报销比例也是人社部定，那么在哪个医院看也应该是人社部来定。就像一个汽车一样，你买哪个保险就到哪个点去维修必须争得保险公司的同意，基本医疗是政府为主的制度，卫生部制定的是双向转诊，但是买单的、报销的单位是人社部，这两个之间就脱节了。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两位专家的意见，形成了一个倒虹吸现象。

医疗机构、卫生主管部门一直强调给老百姓的服务做得更好一点，所以医院越发展越大，专科越来越强，老百姓就认可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即使他得是小病，但也会当作是大病来看，何况伴随手机的普及，联系也很方便，救护车基本也可以做到随叫随到，自然会往医疗技术更可靠的地方跑。

我讲这些话是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谁买单谁要制定这个制度，有一个怎样的流程。第二层意思是谁做服务，就想他的服务做得更好，做到极致。所以这两个之间就有矛盾。我同意陈仲强，我们提供的是选医院、选医生、自由选，而且医保规定不同级别做手术的费用是一样的，主治做、副教授做、主任医师和教授做是一样的，那老百姓自然就点一个最好的。

廖杰远：根据这么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分级诊疗的症结在于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继而影响了其他相关制度的顺利推行。而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则迎来了破解这种症结的捷径。2015年12月7号，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前夕，桐乡市政府和微医集团首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互通”的乌镇互联网医院，后来还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的推介与鼓励，现在单日在线接诊量已经持续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