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过于张扬的公开活动有着潜在的风险。11月初，在上海嘉定举行的一场血液年会，开到一半便忽然终止，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连夜退房走人，原因是会议合规问题踩到红线，上海卫计委监察处即时到场带走会务负责人、领导问话，之后又有赞助商被约谈。

医药代表们说，现在流行的是在医院内部举行学术会议。“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敏感，另一方面也要维持人情关系。”喆曼说，“当然很多医生确实也有学术交流和培训的需要。”

出路还是末路？

又到年底，在往年这正是医药代表们最忙的时候，各种年会要进行，新产品也要热身，跟其它销售行业一样，医药代表们也需要在月末、季末和年末应对销售指标的压力。

谢白说，会还是要开的，只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开了，“各种合规的会议和考核，送礼、组织考察、跟客户吃饭当然还是要做，只不过跟往年不大一样了。”不过，对于那些久经沙场的老药代来说，这并非无法解决的事情。

部分医药代表对《棱镜》解释了一种现象：在高压之下，医药代表们的流失率比往年要高，尤其是那些入行不久的新人，或者需要开拓新药、新市场的项目组更甚。对比之下，本身已有客户积累的资深医药代表并不会受到很大冲击，因为他们已经在圈内建立了资源和关系，不需要在前线冒险。

 “只要是做临床销售，就不可能完全合规。抓得严，只能说将一部分与医院不熟的人给踢出局了。”肖逸说，“对于药企高层来说，药代在前线的处境他们不会管，你说监管严了生意少了，他们只会认为代表和医生的关系没达到一定的高度。”

有数据认为，北京的医药代表行业人员流失率为25%左右，在各地的医药企业的招聘里，医药代表的字眼也日趋地下化。GSK事件后，“医学联络员”、“学术专员”、“医药营销（非医药代表）”等新岗位，成为了医药销售招聘的新词汇。

对于这个新名衔，肖逸说部分的联络员是“挂羊头仍然卖狗肉”，但喆曼则说，她的部门就经历着角色的适应和转变：在她所在公司，给医药代表的营销费用越来越少，给医学联络员的费用则不断增加，后者没有销售指标。“过去是代表们跟医生直接谈产品，现在要求代表们聊临床研究。”

 “在外企，因为原研药、专利药，医学联络员能派上用场，但国内企业做的都是仿制药，竞争激励，而很多人入行都是为了有好的收入，所以行内都是能请客吃饭、有市场开拓和公关能力的人。”谢白说。

与医药代表隶属与销售部门不同，医学联络员则隶属于医学部。有数据显示，近年在华外企的医学部员工数量年增长率为20%，有的公司超过一半，亚洲市场设有医学联络的公司比例从7%提高到了21%，而这样的变化正为补充流失的医药代表。《棱镜》也接触了一些已离开医药代表职业的人士，他们有的离职，有的选择做OTC药物（非处方药）的销售，不一而等。

另外，医药代表们说，高压监管对这个行业的最大影响，是新药推入医院药剂房的周期比过去更长。有销售高管估计，过去一个产品成功进入医院，实现系统销售的周期是两年左右，在医生被“隔离”，推广活动受监管的新环境下，这个周期将会拉长一半到一倍。

没有受访者敢对《棱镜》给出这个行业的拐点的准确时间表，也没有人可以预计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医学代表的最后出路。有受访者提醒《棱镜》，早在1980年代，还没有医药代表的时候，中国的药物销售界就有过“学术代表”这样的职业，其性质与医药联络员相仿，“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市场慢慢地就变成这样了。”

至少，医药代表还有一些抱怨可以被一线医生们所认同。一位广州三甲医院胃肠科医生的私下抱怨，就代表了这样的态度：医生和医药代表一样，都是医药体制下药品买卖的末端角色，都在替这个体制背黑锅——“医疗投入，药价审批，药物定价这些不见有大动静，现在却动不动就在医院里面抓人，这确实有点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