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低价招标”根基就不稳：基本药物限价效果不理想

设置“基本药物”的目的就是保障民众的基本医疗需要和控制医疗支出

所谓“基本药物”，指的是能够满足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保证供应、基层能够配备、国民能够公平获得的药品，主要特征是安全、必需、有效、价廉。2009年“新医改”启动时，中国公布了《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这标志着中国基本药物制度开始建立，目前包括化学药品、中成药共307个药物品种。

与“非基本药物”的市场行为不同，基本药物由政府支持管控，通常都会设置价格上限，而后在招标过程中在上限以下定价招标。目的就是如前文所说，保证有效和价廉，减少民众的医疗支出。

基本药物限价非中国独有，在各国广泛实施，但并不能有效降低医疗支出

对药品价格的管制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尤其是在最近十年，全球医药市场高速递增，不断增长的药品市场需求使各国政府支付医疗保险费用的负担逐渐加大，各国政府大多对药品价格进行一定的限制。学者Pogany、Forstnerls和Balance调查了56个国家的药品价格政策，发现其中30个国家（12个发达国家和18个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严格的价格控制，20个国家（11个发达国家和9个发展中国家）实施了有限的价格控制，只有6个国家（都在发展中地区）没有实施任何控制。在欧盟，除德国和英国在新专利药品上市时可以自由定价，几乎所有的欧盟国家都对常用基本药品实施直接的价格控制。

但是，虽然直接的价格控制措施通过能减缓药品价格的上涨速度和降低一些药品的价格，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的药品总费用仍然在继续上涨。导致费用上涨的最主要的因素是药品使用数量的上涨和药品使用组合的变化。例如，从1974年到1993年，虽然相对价格下降了35%，但瑞典实际的药品费用增加了95%，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处方数量上升了（大多数为更新更贵的药品）。1975年以来，法国使用了大量的控制药品费用的措施，使得一些药品价格达到了欧洲最低水平，然而，在数量没有得到控制的情况下，药品总费用与处方数量也都在增长。

在中国“以药养医”的医疗现状下，这种限价措施效果更不明显

上述的数据和案例表明，对药品价格控制仅仅对降低药品价格是有效的，对药品总费用上升的抑制作用非常有限，这和中国最高零售限价政策的失败极为相似。

更严重的是，不同于西方的药剂师制。在中国，“以药养医”的现状使得医生更乐于增加药量和使用更昂贵的药物，相对廉价的基本药物则被越来越少的使用。在此情况下，基本药物的限价的作用自然被更强的抵消了。

而异化的“低价招标”政策使得“基本药品”中标不再仅是生意

畸形的招标制度使得价格只能越压越低

各地政府对基本药物统一采购的压价方式都十分有效。以广东省卫生厅和广东省医药采购平台为例，在这个平台上，每次招标报价共分三次，在一天内完成，每次报价结束后，交易平台自动提示每个厂家的报价名次，三次报价只能越来越低，最终，最低价中标。这种前所未有的被业内人士称为“死磕式竞价”的方式令药企惶恐不已。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则认为，这无异于“低价盲选”。此外，各省直辖市的基本药物招标的价格往往会成为之后招标和其它省市招标价格的参照，这就进一步拉低了基本药物的中标价格。

所谓“带量采购”的数据也不真实，部分中标企业以量带利润的想法落空

虽然招标价格越压越低，但某些药厂仍然积极的参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带量采购”、“量价挂钩”。简单说就是地方的政府负责药品采购的部门利用垄断地位“团购”药物，让药企通过量获得利润。

不过，“量价挂钩”的细节策划非常复杂、专业。在欧美国家还诞生出一个专门的服务行业。美国大量存在的第三方性质的“药品集中采购组织”，其使命就是按照“量价挂钩”的原则作出标准的“量价挂钩”合同，通过市场化的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