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中提到了高端医疗保险在服务上相对于医院的弱势地位，导致很多被高端保险认为是差异化的竞争点只能是空中楼阁，在医疗费用管控和疾病服务上，商业保险的力量也很弱。要走出这个被动的困境，依赖现行公立医院体制很难做到，但如果在现行体制之外重新构建一个民营体系，所需的资本投入和时间很长，而且短期内优秀的资源不可能迁移出体制。因此，中国的保险公司可能要经历一轮一边参与重构体系，一边和体系内优质资源合作的过程。市场的先驱者可能会花费很多资金和时间去构建这样的体系，短期内回报并不明确，等到这个体制外的体系一旦成熟，保险行业可能开始快速起飞，市场规模会大幅加速增长。

对于商业保险来说，有三个系统性有利条件。首先，人口结构变化必然给医疗支付带来巨大压力。随着出生率不断下降，社会条件对养育孩子并不有利，年轻人群在不断萎缩，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快速增加，两方面因素必将导致医保的入不敷出，因此商业保险的介入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中国的医疗保险的保障严重不足，医保资金的压力导致保障很难再提高。而随着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增加以及风险意识提高，他们必然会越来越不满足于现有的体制内保障，转而寻找其他途径来弥补医疗保障的不足。目前的劳动人口由于大环境污染、饮食结构改变等多种原因，疾病风险出现在更早的年龄，而由于这个人群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远高于他们的前辈，形成了他们对目前所能获得的医疗资源和保障的不满，目前的市场并没有在价格、保障范围以及服务上适合他们的产品，而需求却在逐步形成并且会慢慢成气候。

第三是医院市场格局的变化。民营化已经在一级医院市场明显呈现出来。2011年开始，民营一级医院首次超过了公立一级医院的数量成为多数。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投入在这个规模程度上相对可控，准入相对更灵活等。同时，越来越多的公司在进入医院和诊所投资领域。一旦体系外的服务方规模做大，商业保险将扭转服务不利的形势，转而对控制费用和服务质量把控有更多的主动性。

如果说前两个有利点是人口变化的必然趋势导致的，那么第三点将最依赖整个服务体系的变革，这可能关系到保险公司在中国快速起飞的时间点和投入模式。在体制外体系未形成的大环境下，中国的保险公司可能避免不了自己投身于服务方变革这个历史大浪潮中，通过直接介入医院投资来参与这场变革。

目前保险公司介入服务方的模式大都是直接收购医院，这些医院有一定的规模，这有优势也有缺点。优点是有医学能力和人才，缺点是耗资庞大，而且并不能改变基础医疗服务质量差的问题，要全国性扩张这种模式会非常困难。因此，更加可控的途径可能是收购小型医院加诊所，在某一地域里作为一家大医院的卫星机构。由这些小医院和诊所提供基础医疗的大部分门诊服务，而将复杂的病例转诊到大医院，当大医院做完手术或复杂治疗之后，再转向卫星机构进行长期的康复和健康跟踪服务。

这种模式适合在某一地域内进行，比散点式的布局更容易管理，而一大加多小的模式在资金上也比单纯收购大医院要可控。同时，由于三级医院的资源仍然被公立体系所垄断，而且越好的资源越难撬动，因此，短期内保险公司可能还需要考虑和体系内大医院合作的可能性，一旦体系外市场形成，支付方和服务方的关系扭转，才有可能反过来影响目前和体系内医院的合作模式。

由于中国医疗市场有很大的地域差异，市场可以容纳多家保险介入服务的模式。当越来越多的资本介入服务体系的重构，一开始可能经历一个较为混乱、模式和定价不清晰的过程，投资回报比较模糊。但随着对用户不断的教育，以及年轻用户风险意识提高，这个体系将逐渐清晰起来，最终形成保障加服务的体系。

在这个服务重构的过程中，保险公司的作用和意义非同寻常。作为有效的支付方，保险公司在这场历史变革中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对市场的风险意识教育，帮助用户认识到目前系统性风险、医疗保障不足、人口结构巨变给他们未来生活带来的风险，这一点极为关键。同时，保险公司在参与重塑服务方的过程中，也在重塑支付方和服务方的关系。目前的核心支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