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前，蒙古连临终关怀的专业术语都没有，而2015年的死亡质量指数中蒙古却排名28，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

今年10月，《经济学人》信息部（EIU）公布了最新“死亡质量指数”排名。这一指数运用20个定量和定性指标，对80个国家的临终关怀效率进行分析。这些指标包括临终关怀质量、经济负担能力、医疗环境和社会参与度。

不出所料，富裕的国家普遍比贫穷的国家排名靠前。英国以93.9分（满分100分制）排名第一，全球最先实行临终关怀的台湾以83.1位列第六。中国大陆则以23.3分排在倒数第十位，原因是临终关怀系统不健全。

此次排名中最令人惊讶的是蒙古，以57.7分位列低收入国家之首，总排名28，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就算是对发达国家来说，这个排名也是个不小的成就。EIU的报告中赞扬道，“鉴于蒙古的资源状况，该国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而蒙古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有“蒙古姑息治疗之母”之称的敖登托雅·达瓦苏荣（Odontuya  Davaasuren）医生。

2000年的蒙古完全没有姑息治疗的概念

达瓦苏荣是位于乌兰巴托的蒙古国医学科技大学（Mongo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的家庭医生和教授。2000年，达瓦苏荣在瑞典的一次医学会议上第一次了解到了临终关怀。当时，临终关怀对蒙古来说是一个相当新的概念，整个国家完全没有临终关怀的教育体系，“我们当时甚至都没有临终关怀的专业术语，”达瓦苏荣医生说道。

虽然大多数蒙古人都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但是资金一般都投在了控制传染性疾病方面，没人愿意花钱去帮快死的人减少痛苦。医院也不愿意提供临终关怀服务，因为这些人最终都会死亡，投入临终关怀只会提高医院的死亡率。

当时蒙古的药品管制也完全没有姑息治疗的概念。2000年以前，蒙古关于癌症患者的研究发现，很多患者都在拿到止痛药一个月内去世，当时人们认为是吗啡害死了他们。因此人们都害怕使用吗啡，而它又洽洽是最有效最廉价的止痛药之一。

死亡本应是舒适的

蒙古地广人稀，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护士的月工资在100美元左右。

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蒙古的晚期患者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在家等死要么在重症监护室挣扎。那些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身上插满各种管子，每隔几小时做一次检查。达瓦苏荣说：“在ICU，即使所有迹象都表明患者根本撑不下去，家属和医生还会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之名进行各种检查和治疗，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在她看来，这样的死法“太愚蠢、太残忍了。”

达瓦苏荣认为，好的死亡应该是“舒适的，和爱的人在一起，听到想听的话语。因为人的听觉是最后消失的，哪怕最后患者已经没有了意识，他也能听到身边的人声音。”

为什么要在快死的人身上花钱？

瑞典的会议结束后，达瓦苏荣和自己的学生拜访了一些重病患者。“在这些访问中，我看到这么多人在受折磨。他们经历的不只是身体的痛苦，还有心理问题、经济问题和精神问题。”很多家庭不惜倾家荡产，到中国和韩国寻找更好的治疗，也有很多人因为忍受不了疼痛又没有药物而选择自杀。

“我的父亲死于肺癌，我的母亲和婆婆都死于肝癌，”达瓦苏荣说，“尽管我是一名医生，我却什么都改变不了。”看到患者经历“不必要的痛苦”和自己无能为力让达瓦苏荣决心改变这一切。但是“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之后，达瓦苏荣在蒙古国家电视台讨论了临终关怀一事。她提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蒙古需要150张临终关怀床位，但是当时的蒙古一张临终关怀床位都没有。

当时卫生部很多人问她：“你到底在讲什么？活着的人我们都没钱管，为什么还要在快死的人身上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