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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最近在网络流传，苏格兰医生梅藤更查房时与中国小患者行礼，这一老一小，一医一患的相敬相亲，在今天的背景下，让很多人感慨。不过，作为一个西方医生，1881年来到中国时，梅藤更要面对的医患冲突，其实远大于今天。

一个女人喝毒药自杀，送来医院抢救，丈夫紧张地问，“我能不能带走她的遗体？”，因为传言梅藤更用的药是取病人的内脏制成。

可见当时民间对西医的疑惧。

1881年，26岁的梅藤更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时，鸦片战争刚结束二十年，医疗传教的自由随战后条约进入中国，国人在心理上本能抗拒，加上此时杭州还是一个“城门上悬挂着人头”的中世纪城市。人们对外科手术，人体构造都不熟悉，民间对教会医院有种种传言“教会医师以媚药淫亵妇女，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被认为动机邪恶，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

知识分子中也有此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内，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梅藤更来中国前后二十年间，能在官方文献中查到的教案有200起以上，医疗领域往往是冲突引爆点，因为死亡最容易激起受害想象和集体情绪。1870年天津教案，1868年扬州教案，华洋双方死伤惨重，起因都是疫病流行，育婴堂中几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民间传言怀疑外国人绑架孩童，“剖取幼孩脑髓眼珠”作为药材之用，甚至“烹而食之”。

梅藤更放弃船行的工作从医，是想帮助“被迷信束缚和病痛折磨的人，使人彻底远离巫术和符咒”，但他的职业恰被看作有邪恶巫术的食人番，这种形象激起原始的恐惧与愤恨。即使官方调查出传言不实，公开澄清也无济于事。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查证，民众认为装满婴儿眼珠的两个瓶子，打开看是腌制的洋葱。但他无法说服激愤的民众，被斥为“卖国贼”，士人砸掉了湖湘会馆中他的匾额，几乎最具盛名的官员公信力被毁。而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出动兵舰催压，中国政府最终对国民执以死刑，付出昂贵赔偿平息这场冲突。

梅藤更来到杭州时，这隐隐的刀兵交激之气仍在，满人旗营驻扎杭州，他从旗营墙下经过，士兵向下扔石头，以示驱逐。

他的从医生涯在鲜明的敌意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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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这个男孩，直到四五岁，从没象别的孩子那样笑过。

梅医生每次去巡查，都会去找这个阴郁的小人儿，教给他有趣的话，或者把他抱起来举到空中玩。一年冬天，这胖娃娃穿着厚棉袄，着实象个矮脚鸡，医生就模仿大公鸡，把腰先弯下去，慢慢直起来，身子往后仰学鸡叫“doodledoooooooooooo”

小孩子跟着学“toto-oooooo---”，第一次发出普通孩子的笑声。

这张照片上，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因为对医生的爱”，到这所医院药房的化学部工作。他与医生合影，叉脚端手坐着，带点憨憨的不好意思抿着嘴，梅医生站在背后诙谐开他玩笑，可见两人十几年来的亲厚。

当年见过梅藤更的人，说这面团团的外国人十分可亲，按宗教习惯叫病人“兄弟”或“姐妹”，“路上遇见不管这人他认不认识，都会先上前鞠躬，如果对方看上去年纪比较大，他还会拱手作揖，用他那蹩脚的中文说“你福气好。” 梅藤更曾说中国穷人不快乐，有知识的阶层又要有威严，很少有轻松的时刻。“一旦人们欢笑的时候，一切敌意都化解了”。

初来杭州时，梅藤更的医院简陋之极，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药房，没有手术室，梅藤更和新婚妻子不会说汉语，医院只有旧屋四间，冬天房子里没有炭盆，冷风流窜。是一位曾生产鸦片的印度商人良心责备之下，捐三千英磅给圣公会租来的房屋，免费收治病患，并不以入教作为治疗前提。中户之上不信任梅藤更，只有穷苦无告，走投无路者，和身染重疾，生命垂危的人才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