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两会”期间，来自医药界的代表委员纷纷为推动新医改，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建言献策。其中，反对药房托管的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在这些代表委员看来，药房托管的实质是以垄断对抗垄断，既不能切断商业贿赂，又不能降低药价，无助于医药分开。

药房托管回潮

药房托管在业内并不是新鲜事物。有资料显示，药房托管最初产生于2001年的广西柳州，当时国内知名药企三九集团托管了柳州市中医院等7家医院药房（药剂科），但这个最早的药房托管试验，在几年后以医院相继收回药房而告终。

真正引发药房托管第一轮热潮的，是在2006年。当时，由南京市纪委牵头，以南京医药为主，南京市二级及以下所有医疗机构全面试水药房托管。此后南京市还尝试将药房托管推行到市属9家三级医院，但最后随着南京医药无力继续支付高额托管费用，此轮药房托管逐渐偃旗息鼓。

沉寂数年后，药房托管在2013年再次回到公众视野，尤其是在2014年1、2月，康美药业连续发布4则公告，宣布与81家公立医院签订药房托管协议，在业界引起巨大反响，引发对药房托管的新一轮讨论热潮。康美药业股价的持续飙升，更是刺激了国药控股、华润医药、上海医药等众多医药商业大佬以不同名目加入药房托管行列。

2014年11月15日，湖北省卫生计生委联合省工商局、省物价局等6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全省公立医院药房托管工作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该指导意见的出台，被认为是湖北省意在以行政手段强推药房托管。随后湖北省当地89家医药企业联名上书，更是引爆了公众对药房托管的争议。

有专家认为两轮药房托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如上一轮药房托管的主要模式是，医院在保留资产所有权的前提下，将药库、药房、设施设备及药品经营权，有偿提供给受托方使用。配送企业通过增加本企业药品占比或获得药品选择权，以获得利润。而此次药房托管中，很多配送企业开始为医院提供药品供应链管理服务，许多企业还同时提供院内药品物流管理及区域信息化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表示，较之上轮药房托管医疗机构的被动，此轮药房托管有三大明显特点：一是当地政府有积极性；二是医疗机构有动力；三是托管方多为央企、国企，且遴选过程不透明。“但这绝对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有业内人士指出，新医改实施后，随着药品零差率改革的推行，医院药房逐渐由利润中心转变为成本中心，医院愿意以出让药房经营权和出租人力资源的形式来获得更多利益。资料显示，零差率后一些医院的药房成本占到医院总成本的7%左右；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希望通过药房托管达到对医院投入不增加或少增加，这也导致在第二轮药房托管过程中行政干预色彩渐浓。

不过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朱恒鹏看来，两轮药房托管本质上并无明显变化，“无论医院门诊药房经营权和所有权归谁所有，只要处方和药品销售间的对应关系能够建立和核实，医生和药品销售之间的利益关系就难以打破。”朱恒鹏说。

批评之声日重

面对药房托管回潮，除了资本市场反映积极外，医药卫生界多持反对意见。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20余名代表、委员联合建议规范药房托管，防止其衍变为变相的“以药补医”。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直言，以药房托管来实现医药分业是“胡扯”；全国人大代表、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也指出，药房托管是“一个很糟糕的做法”。

2014年6月，中国医院协会公布了一项针对药房托管的调研报告。数据显示，70%的受访者认为，药房托管并不利于实现公立医院改革目标。80.07%的人认为药房托管易形成商业垄断。还有79.57%的人认为药房托管存在潜在风险。而在这次调研中，卫生系统内人员占到全部调研人员的94.16%，其中药师比例高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