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实施药占比指标控制以来，有不少医疗机构药占比下降和连锁药房普药降价被大幅报道，达标率喜人。比如襄阳市两家三级综合医院的药占比实际为38.4%和36.2，一家三级中医院为38.4%，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有些医院为了不断降低药占比，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和临床各科室签订责任状，确保对药占比的综合管控。

具体药占比指标进行分解，按照外科40%，内科45%，肿瘤内科，感染科等以药物治疗为主的科室为50%。绩效考核按照用药比例核定基数按月考核，对于用药比例超过指标科室，实行药占比每超1%，扣除科室绩效奖2%的惩罚。

如此多管齐下，药占比节节下降，医院把药占比当成一种硬性指标，变成了对“政”下药，结果是患者的病没有得到最好或者最合适的治疗，反而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窘境。

普药最受伤

笔者总结了一下，医疗机构出现的药占比管控方法主要有几种：

方法一：减小分子。通过持续打压医院药品采购招标价，短短一个月不到的狂轰乱炸让大批药企应对不及，但打压药品采购招标价对不同的药品影响不同：

如果药企主要品种为医保基本目录品种，一般基本药物品种等较为成熟的产品，产品同质化较高，将面临大幅竞价淘汰风险。如果是专利药，虽然其价格高也在药费中占很高的比例，但是因为其专利受保护药效具有不可替代性，生产厂商又只有一家，因此药占比降低对其影响很小。

如果产品不在医保和基本药物目录里面的，而是由医院和企业单独议价，这点主要针对疗效好，没有同类替代产品的进口药和外资药，同样，由于不可替代，此次药占比考核影响对其市场份额受影响较小。

方法二：医院实行“小处方”，鼓励患者自己备药，或者凭着处方到药店购买，这是所谓的处方外流，如果是感冒类小病，病人具有自我药疗意识的，可能会处方分流到医院就近药店。如果是慢性病，可以开连续处方，先在医院拿部分药，剩余的药量由病人自己视病程进展而决定在哪里买药和买多少药。最近，浙江省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连续处方的试点就是在做类似的尝试。

但是，如果是大病，病程较长，用药复杂，需要住院手术的，处方外流的可能性很小。抗生素的话，病人可以在医院附近药房凭处方进行购买。但如果是抗肿瘤药，则多数会在医院药房里购买使用。因此，药占比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普药和常用药，对于专利特效药来说，受影响不大。由此看来，企业选择的生产品种和注册报批非常重要，如果手中有一些专利品种，受此类政策打击的影响要小很多。

方法三：医院尽量扩大分母，就是诱导提高检查费和诊疗费，比如多开一些检查，像CT，核磁共振等，并将诊疗费大幅提价，或者小病大治，像不需要手术的进行手术，门诊手术改为住院手术，用以达到药占比达标的目的。此举可以导致医院的诊疗收入和其他收入能够弥补药品收入减少带来的亏损，同时也将更加依赖地方财政的补贴到位。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药占比的降低，医院的诊疗费，护理费，检查费，器械费，中医费将在近期内飞速上升。与此同时，药价也不见得能持久的降，反而因为长期成本增加而面临涨价的威胁。另一方面，临床用药的合理性被扭曲了，老百姓看病更贵更难。药品质量和价格失去保证，用药的安全性和合理性深陷重重危机。

上面的三种办法，对于医院来说，方法一、方法三简单易行，且医院受益大，方法二，在医疗服务收费上涨有限的情况下，以药养医仍是医院最为可靠的盈利方式，所以，处方外流在医院遭遇较大的阻力。所以，从现实的角度来讲，药占比的行政管制，其提出主要是为了让药品收入不再作为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执行起来异化为一定要让药品降价。

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媒体的解释，药占比是用医院的药品收入除以药品加上医疗服务的收入，并且引用了一个国外的药占比大多数在10%到20%之间的数字，这一理解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国外的药占比，是在商业医保发达，公立财政补贴到位的情况下计算的，其中药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