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从古到今，历经几千年的传承、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医，也像很多灿烂的传统文化遗产一样，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让中医的“古”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今”互相融合、彼此促进，让中医在当下焕发新的魅力？昨日，由广州市科信局、广东科学中心和羊城晚报联合主办的“珠江科学大讲堂”第13期，请来了澳门科技大学校长、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良教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作题为《中医药与高新科技》的精彩演讲。

刘良：澳门科技大学校长、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内外知名中医风湿免疫研究专家，从事中医治疗风湿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以及中药抗炎免疫药理、抗关节炎及抗癌创新药物、中医质量控制技术与方法等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议发表研究论文或报告420多篇；1997年至2000年，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中医有所长

但也有所短

传统的中医药科学，在人类医药学史上作出很大的贡献，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3000年前的甲骨文上就记载了“瘤”字，约成书于12世纪的宋《卫济宝书》已载有“癌”字，比西医早了500-600年；西医擅长的手术治疗，早在《晋书》里就讲到过：“初帝目有大流疾，使医割之”；约2200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至少包括了医学、天文、星象等十几门学科的知识；约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问世，载药物365种，成为中医药四大经典著作之一……

传统的中医药科学，还曾经在世界医药学史上有很多“第一次”的创举，这样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

约2200年前，三国时代的名医华佗就使用“麻沸散”实施外科手术，成为世界上最早运用麻醉法的人；隋代名医巢元方编著的《诸病源候论》，描述了1720种病症的病因及证候，比西方同类医学著作要早大约近1000年；宋代王惟一著的《铜人俞穴针灸图经》，标示穴位354个，并且铸造立体针灸铜人模型教具，成为最早的针灸教具并沿用至今；危亦林著的《世医得效方》，是最早的中医骨伤科专著；宋慈的《洗冤集录》，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方剂10960首，附药物形态图1160幅，被译成朝、日、英、法、德、拉丁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清代张璐所著的《张氏医通》和吴谦所著的《医宗金鉴》，都对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有较详细的记述，他们被称为世界免疫学的先驱……

不过，在创造了无数辉煌和“第一”的同时，中医药也有着自身的弱点。

天人相应、取类比象，具有不精确性；治病因地、因时、因人制宜，但方法单一、主观，缺乏客观性、恒定性及标准化……通俗地讲，对于同样的病，不同的中医开的药可能不一样，而西医开的药是一样的。作为一名中医学者，刘良认为，中西医的这种差别，是医学哲学和治疗理念的差别：“人的身体状态在变，环境条件在变，所以中医的治疗方法相对也在变。西医讲究群体治疗，某些病、某些药的治疗和研究采用的都是现代世界公认的研究方法。中医有所长，但也有所短。”

坚持“三不”

强调“三个注重”

中医药如何在当下再创新的历史辉煌，如何扬长避短？刘良认为，中医药必须与现代高新技术紧密结合，这既是中医药持续发展所需，也符合中医学学术发展的历史性规律。

“中医药是一个极复杂的科学系统。传统的中医是在它所处的时代不断融合其他学科形成的。中药具有‘一多’特征，可以是单味药材，也可以是复方药材，化学成分是多样的，化学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多样，会产生药理作用的多样性。正是因为它的复杂性，所以中医药更需要集成多学科。”在刘良看来，高新技术就是多学科智慧和技术集成的结晶，不断地向高、大、远或精、深、微发展，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