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介绍，中国的农民，不管是在长沙稻农的，还是在吉林种植玉米的农民，都非常渴望生物技术。中国的农民迫切需要技术去增加产量、改善生活质量、改善环境。“技术只要能创造效益，就会很快被农民接受并且得到快速推广和发展。问题是，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些在全球发展快速的科技带给他们？”

 “我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的发展，中外合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尽管《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企在这一行业有限制，但是促进了合作。”倪博称，中外合作推动了中国农业种植技术、种子质量、种子零售和批发体系、种子企业提供的田间指导和中国企业提供的售后服务、技术人员等方面的进步。

外资进入存法规缺陷

然而，中国法律关于外资入股农业企业的规定，仍然存在很大的缺陷。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李长健曾撰文称：“如在对外资合资企业的规定上，外资参股不得大于49%，这样一条规定对于那些国外大公司而言，不是限制，而是相当于外资方获得的一个准入证。一个合资公司不寻求控股，多设立几个公司合资寻求总量份额的主导，效果相同。”

他还称，“合资后，中方接触不到外方的核心技术，更多只是承担销售部门和渠道的职能，合资公司在实质上成为外资控股企业。”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中关于外资企业的出资方式的规定：外国投资者以工业产权、专有技术作价出资的，该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应当为外国投资者所有。李长健认为，“这条规定如应用到种业中外合资的过程中，对合资中方显然不利，外资如采用技术入股的方式，则该技术应为中外双方共有，不能简单地将技术入股排除在企业共有资产之外。”

在外资审查工作上，我国法律制度流于形式。《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反垄断法》以及《种子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提出，对外资进入我国限制性市场领域的情况要进行审查，“但是如何审查，审查哪些项目，由谁主导审查工作，审查结果评定标准等具体的细则没有明确的指示，尤其是在并购重组的项目审查中，处理不好极容易导致外资对国内市场的垄断。”

李长健称，在科研领域，对于一些禁止外资涉及的行业，如我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优良基因的研发、种植、养殖及相关繁殖材料的生产，还有在转基因生物研发和转基因种子生产上，《种子法》也规定国家对种质资源享有主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的，应当经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但是很多外资企业却通过种种方式绕开国家的准人限制。有些外资企业以赞助的名义投资国内种子科研单位，通过这种方式以少量的资金投入，间接地获得我国优质的种质资源和科研成果，使得国内科研机构成为外资的服务者，而外资企业又用这些科研成果和优良品种反噬我国种子市场，形成行业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