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药品价格的确定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的物价部门政府定价模式在医改进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合时宜的弊端。有鉴于此，2015年中，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家卫计委、人社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简称904号文），决定从2015年6月1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

在此之后，如何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药品定价机制成为了下一步医疗改革中的重要内容。随着各地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7号文）及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2015年70号文)陆续推进各省市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相关的药品价格谈判、药品医保支付标准制定等配套方案陆续公布实施。与此同时，各地药品价格的动态颇值得关注。一方面，在物价部门退出对药品价格直接干预的背景下，相当数量低价药品暗中蓄谋上调价格，其中不乏供应商涉嫌垄断原料药供应、胁迫下游制剂企业上调制剂价格的举动；另一方面，在以“双信封招标”、挂网交易为主要方式的公立医院药品分类采购政策下，各地处方药品降价趋势明显，价格联动范围不断扩大，纳入谈判或协商机制的专利药品和独家生产的过专利期原研药品和中成药价格谈判也已在部分省区开展。大体上可以判断的是，旧的药品价格管制方式逐渐退出，而新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远远尚未成型，“行政力量干预”在药品价格的形成中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对于发改委推进的药品价格管理转型，大多数业者和媒体均解读为“全面放开药品价格管制”，但卫生政策领域许多学者认为，全面放开药品价格管制并不符合药品这类特殊商品的管理要求，全面放开药品价格管制的举措出台尤当慎重。而实际上，管理部门也并非全面退出药品价格管制，而是将管理的重心和重点从具体价格监管转移到药品价格行为监管和药品价格监测上，是从更宏观的角度，采用更市场、更科学的方式来进行药品价格干预。可以这么说，我国药品价格管理的转型方向渐与国际主流国家的药品价格监管方式趋于一致。

随着三医联动框架下的综合医改推进，借助药品价格管理转型契机，以改革公立医院药品采购方式作为突破口，一方面纠正过去以药补医机制下公立医院及医务人员扭曲的药品采购和使用行为，为公立医院建立正常的补偿机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使扭曲的医药价值链分配回归正常，进而使医药价值链上所有利益相关者扭曲的行为回复正常。通过上述两种转变以实现“降低药品价格以为改革创造空间”、“腾笼换鸟降低药品收入为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和合理回归创造空间”这个艰巨的政策目标。由此可见，今年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7号文）颁布实施为理论依据、对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方式进行科学治理，是实现对药品价格全面治理的一个突破口，而《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简称904号文）则是其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公立医院改革逐渐逼近深水区，财政扩张年代已经结束，政府已不太可能持续、大规模财政投入规模庞大的公立医院筹资体系，而长期被人为压低的医疗服务价格普遍大幅上调仍面临巨大困难，通过“带量采购”为名实施“二次议价”压缩药品采购价格以获取药品企业让利直接或间接补偿医疗机构的做法无法长期持续，涉及公医改革核心问题的医疗卫生体系补偿机制短期内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医院、医生扭曲的激励机制仍将大范围持续，以药补医的利益格局仍将在一定时期内普遍存在。这意味着我国的药品市场仍是不规范的过渡性市场，也意味着必须承认某些腐败行为和相应高昂的社会管理成本仍是推高药价的主要力量，如医生的不道德处方行为；医院纵容医生不道德处方和医院本身的不道德的药品采购行为；制药企业的不道德的价格操纵行为；不合理的医药价值链分配构成；由前述因素相应形成的居高不下的政府管理成本。我国药品价格治理政策的目标只能依旧聚焦于上述推高药价的主导力量。除了利益相关者不恰当的腐败行为以外，导致现行药价治理模式失灵的直接原因是，它既不能为医生提供使用廉价药的激励，也不能有效抑制利益相关者规避政府管制。现行的政策环境依旧缺乏纠正扭曲的医疗卫生补偿与激励机制的改革举措，这意味着无论药品价格管理政策如何调整，它都改变不了驱使药价治理模式失灵的内在因素。这正是当前我国药品价格治理政策的困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