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还是国家授予学位，国家就要对学生的培养质量负责。于是，与此有关的专业设置、招生培养、学籍管理……统统与教育主管部门有了直接关系，行政化力量也就有了渗透其中的借口。

2015年年末至今，通过众多媒体的报道，我国儿科医生缺乏的问题得到了广大公众的关注。而造成“儿科医生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高校中目前没有儿科专业。

不久前，就在四川省两会期间，该省的14位政协委员联合签名，请求教育部恢复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儿科专业，希望依此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儿科医生人力资源。

对于这14位委员的“联名上书”，教育部目前并未给出回应。但面对目前儿科专业缺失的现状，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新设这样一个“儿科专业”，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在这些问题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关于学科自主权的思辨呢？

孰是孰非的“专业名录”

此次四川省政协委员联名上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修改本科专业名录，在其中增加儿科专业。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本科专业名录的缺失究竟对专业的建立有着多大的影响呢？

对此，四川省政协委员、川北医学院党委书记李成军的一番话或许可以加以说明：“学院开设儿科专业是件简单的事情，但如果国家的专业目录里没有儿科，我们即使开设了儿科专业，在颁发毕业证时，上面写临床专业还是儿科专业也是个问题。”他说，如果写成临床专业，学生找工作体现不了儿科的专业背景；如果写成儿科专业，又面临国家是否承认学历的问题。

换言之，如果本科专业名录不修改，那么学校增加一门儿科专业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从历史上看，新中国的本科专业名录历经4次大的修改。其时间分别为1987年、1993年、1998年和2012年。经过修改，高校本科专业数量从1000多种削减至只有506种，削减幅度超过一半。

专业数量减少的同时，也意味着单一专业的口径在增加。于是，高校在某种程度上也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而事实上，对于这种自主性，有学者是相当认可的。

“专业目录是有限的，不可能社会上有什么样的需求就设什么专业。反而是学校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和需求，在大的专业覆盖面基础上，确定专业方向。”采访中，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如是说。

在别敦荣看来，儿科专业在专业名录中的缺失，并不足以成为高校培养儿科专业人才的障碍。这就要求高校不能机械地理解名录的作用。“需求和专业目录没有对应，可以有其他办法，比如，临床医学已经覆盖了医院里各个科室，高校可以在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中，有侧重地在儿科专业方向上进行培养。”

很显然，别敦荣的观点与李成军的忧虑两者并不一致。而在记者的采访中，更多的学者也将矛头对准了目前的本科专业名录。甚至有学者直言，专业目录本身就是教育行政化的直接体现。

说这句话的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他看来，专业名录的实质是一个框架，他的产生导致高校只能在此框架内选择专业，而这一框架的产生过程又几乎是一个行政拍板的过程，这无疑是对大学专业设置自主权的严重干涉。

对此，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操太圣也表示，名录的出现导致一些专业成为了“黑户口”，使得其即便有广泛的社会需求，也很难在高校中设立，这严重阻碍了学科的正常发展。

存在缺失的协调机制

在讨论专业名录的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另一种专业形式的存在——目录外专业。

所谓“目录外专业”，是指为进一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人才的培养，国家鼓励一些有实力的院校，在师资力量雄厚，市场有需求的条件下，自行设置的在国家目录以外的专业。据别敦荣介绍，目前我国高校设置的目录外专业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了目录专业。

那么，我们的儿科专业是否可以通过目录外专业的方式“曲线救国”呢？

2010年，当教育部门筹划对本科目录进行第四次修改时，熊丙奇曾接受过《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对于目录外专业的设置问题，他有过这样一番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