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将防治艾滋病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制度化、法制化。自此，越来越多的人从这项政策中受益。八年过去了，除了国家现有的免费抗病毒药物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何时能用上更好的药物？被寄予厚望的艾滋病疫苗何时能够面世？

在第27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健康界走进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探寻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物背后的故事。

受专利保护，进口药引进门槛较高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近公布了一份《快速通道：在2030年以前终结艾滋病流行》报告，提出了要在2020年以前实现“3个90”目标，即：90%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知晓自己的感染状况，90%的感染者能够接受抗病毒治疗，90%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实现病毒抑制。

“要达到‘3个90’目标，在未来关键五年内如果没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是难以实现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社会动员与合作顾问周凯博士指出，虽然近年来，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全球属于艾滋病的低流行国家，但中国的艾滋病防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是感染者总数仍然较高；二是艾滋病在高危人群中的检测率还很低。

“药物治疗不仅能够降低死亡，还能够降低新发感染，而新发感染和死亡是评价艾滋病防治效果最关键的指标”，周凯认为，要实现“3个90”目标，除了要通过有效措施加强预防外，继续加大呼吁和推进政府可负担的更好的抗病毒治疗药物的获得，扩大免费抗病毒药物清单尤为关键。

艾滋病目前还没有治愈的可能，感染者需要终身服药，一旦出现耐药，就需要换成更好的二线药甚至是三线药。因此，药物的选择越多，对感染者的治疗就越有利，而进口药高昂的价格让很多人不堪重负。

周凯介绍，在中国目前使用的五种一线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中，有三种是国产药，另外两种则是进口药，且还没有复合制剂。而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地区，都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更为方便的复合制剂。

“进口药一是有专利保护，中国的药厂暂时还生产不了，二是价格偏高，我们负担不起”，周凯说，中国正在服用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的艾滋病感染者约为25万人，且随着新发感染人数的增加，对药物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大。这意味着，如果大量购买进口药品，政府将会在财政支出上面临重大负担。

疫情危机爆发，政府可强制许可生产药物

不止在中国，这一问题在世界上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不过，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签署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灵活性，在药品可获取性上有了很大的进展，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西、津巴布韦、加纳等国家。

根据TRIPS，当出现某种流行病或全国范围暴发的疾病，使得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处于紧急或极度紧急状态时，国家有权强制许可生产专利药品仿制药，用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挽救生命。

以巴西为例，2004年巴西通过强制许可成功获得5个药品：奈非那韦、洛匹那韦、依非韦伦、替诺福韦和阿扎那韦，使这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价格降低了37%。2007年，巴西又与依非韦伦专利持有人默克公司签署强制许可法令，在强制许可下，当年的政府开支削减了约3000万美元，到2012年专利失效时，还将可以节省23.68亿美元。

而在中国，由于现在对艾滋病有较多的措施控制，使得它对公共安全的危机已经越来越小，变成了一种慢性的流行病，不足以让中国政府宣布要通过来强仿某种药物来解决的需求。不过可喜的是，中国新修订的专利法中已经通过了有关专利实施强制许可的内容。

对于距离可负担的更好的抗病毒药物的到来，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努力。“现在国际社会也正在努力呼吁和推动，希望能让更多的感染者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药物”，周凯说。

疫苗诞生前，预防是关键

疫苗是预防控制传染病发生和流行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艾滋病疫苗的研发也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艾滋病发现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