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的说，只要跟生物沾边的人对于华大基因与药明康德都是无一不晓，一个是全国最大的测序机构，一个是药界最大外包研发工厂。如果你是生物制药界的老板你或许会嫉妒他们高速发展的业务，如果你是刚毕业的生物制药专业学生，你可能会渴望进入他们巨大的平台，不管怎样这两家公司业务的高速发展以及每年吸收数以千计应届毕业生的壮举，都使得他们已成为公认的“生物制药界微软”、“生物制药界谷歌”，但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二者机械化的运作模式、高密度的工作量、人海战术等等也都保守社会诟病，因此也有人戏称二者为“生物富士康”、“技术民工聚集地”。

粗暴的发家史

作为没有官方背景支持的民企，私人创业的药明与华大也算生物制药界两大奇葩了，你要知道在中国这个讲究复杂人情世故关系的国度，老板如若没有雄厚的人脉资源与强大的背景支持，私人创业将会面临巨大的窘境，即便你有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人才团队，没有通往政府的通道，也很难在中国市场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商业领地。

药明康德始祖李革在美国掌握核心化学技术后毅然回国创业，不得不说成功人士高瞻远瞩的眼光以及对国内外市场敏锐的判断的确是李革的一大成功因素之一，在李革回国之前，国内许多药厂在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上并不比国外药厂逊色多少，最困难的是缺乏知识的积累和持续创新的能力，长期依赖仿制药的生产模式更加剧了这一致命的弱点。李革领导的“药明康德”能够应急适时地走入国际药界研发市场，主要原因是成功运用了组合化学核心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长期困扰中国制药业发展的技术空白。

不过李革创业的理念之一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独立开发出具有知识产权的“一类”新药，快速的扩建、大批量的招人、垄断性的外包世界制药巨头的小分子药物合成业务，让药明康德短时间内大量聚集起优厚的人才资源与稳定的客户，同时由于以往国内药物研发界从未有过这样粗犷的开发模式，以及外包的研发体制，药明康德一跃成为药物研发界龙头老大。这种粗暴式的发家史，在华大基因同样有所体现。

比起李革，华大创始人汪建的粗犷创业模式可谓有过之无不及，这或许跟汪建曾经下乡插队以及作为湖南人的特殊背景和经历有关。汪建的发家史就是一部土匪的自传，从毛泽东身上你就能感受到湖南人那股特有的不达目的死不休的匪气与霸气，汪建在华大创立之初曾经自作主张代表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一举动被世人戏称“绑架政府”。不过华大真正的发家史应当从第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仪问世开始，汪建迅速判断其市场价值，利用国开行数亿贷款，增添100多台测序仪，一举成为全球最大基因测序机构。当然，依靠的仍旧是豪放粗犷的开发模式，即把工业发展模式搬到生物经济上来。

葬送科研的“廉价劳动力帝国”

和“转基因”一样，任何快速发展的事物都会充斥在各种职责与质疑中，无论是药明康德还是华大基因，他们能够发展成国内和业界公认的两大巨头，必定有其过人之处，  然而就在两家公司高速发展横冲直撞的同时，业界人士质疑声迭起，由于两家公司的业务增长都是以巨大而廉价的人力成本、大量的仪器堆积为基础而来，业界不少人士戏虐的称二者为“生物富士康”。不同于富士康的是，富士康雇佣的是廉价的体力工人，李革和汪建雇佣的是拥有专业技能的廉价脑力工人，这其中也不乏许多国内知名院校的硕士和博士。

如果说郭台铭只是创建了富士康这样一个“廉价劳动力工厂”，李革和汪建则缔造了一座“廉价劳动力帝国”，他们将制造业中最底层中国劳动人民的工作模式照搬到生物医药的前沿产业，汇聚了大批优秀的硕博研发人才，在获取高速增长的业务额的同时，却牺牲了员工本身的科研激情与动力，使本来优秀的科研人才变成了苦逼的“技术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