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为中国经济把脉，称中国的问题在于市场太多，政府太少。换句话说，政府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它做的事没有做。中国应遵循的“成功经济学”是提高税收，增加城镇化、医疗、教育的开支，同时刺激增长、改善环境和降低贫富差距。

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微博]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因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的重大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受中国高层器重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曾多次来华参加中国高层发展论坛。

斯蒂格利茨此次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1、中国当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市场管的过多而政府管的过少。虽然政府的确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它做的事没有做。

2、中国不应该追求更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系，因为这在美国被证明是昂贵且低效的。

3、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提供教育、医疗、交通、公园等公共品。

4、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市场不会自我监管，政府应该承担起监管责任。贷款利率的自由化鼓励了剥削贫穷消费者的掠夺性行为。

5、政府应该通过加税来提高财政收入，具体方法为征收环境税（包括碳排放税）、更为累进的收入税（包括资本利得税）以及房产税，并提高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比例。

以下为斯蒂格利茨在ProjectSyndicate网站评论的原文：

在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过去30年那样实现如此快速的增长，以及让如此多的人口脱离贫困。中国经济上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其领导者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对经济模式进行改革，哪怕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对。现在，中国正在实施一系列新的根本性改革，而既得利益者已经开始抵制。这次改革者能否再次胜出呢？

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政府管的太少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记住一个关键点，与过去一样，当前这一轮改革不仅仅是对经济进行重构，也是对既得利益进行重构。后者将为未来的改革设定框架，甚至于决定改革是否可能发生。今天，虽然一些高调的措施赢得广泛关注，比如政府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但中国面临的更深层次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问题。

30多年前，当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市场需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大的作用。现在这一点已经实现的了，私人部门比以前要重要得多。而且，现在有一种广泛的共识，认为市场需要在许多国企垄断的领域扮演官方所谓的“关键角色”。但市场在其他板块以及整体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事实上，中国当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市场管的过多而政府管的过少。换句话说，虽然政府的确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它做的事没有做。

比如说，环境污染的恶化导致人们生活质量下降，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已足以与美国并驾齐驱，同时腐败现象在政府机构和私人部门都大行其道。

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社会内部以及对政府的信任，这一点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尤其明显。随着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将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向服务和家庭消费，部分问题可能还会恶化。显然，中国的个人消费还有增长空间，但效仿美国人那种挥霍无度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对中国、乃至于这个地球都是一场灾难。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如果碳排放进一步上升，也将威胁全世界。

中国不应该追求更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系

中国可以有更好的策略。首要的一点，如果中国将更多的资源用来缓解医疗和教育的巨大不足，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可以也必将得到改善。在这里，政府应该扮演主导角色，而且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都应该这么做。

美国的私营医疗体系是昂贵和低效的，相比欧洲国家，花的钱多得多，效果却差得多。中国不应该追求更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系。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在提供基础医疗方面迈出了一些重要步伐，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部分人将其与英国模式相提并论，即将私营医疗服务叠加在公共基础医疗之上。相比法国式的政府主导型医疗体系，到底哪一种更优，可能还有待讨论。但如果采取英国模式，那么关键就在基础医疗的比重。英国的私营医疗部分占比相对较小，因此基本上还是属于公共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