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卢春玲，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与社会医药系助理教授，Brigham 妇女医院医药学助理教授，哈佛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兼职教授，世界银行投资部专家组成员。
作为第一作者，卢春玲先后在《柳叶刀》（Lancet）上发表了3篇论文，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其中，2010年4月在《柳叶刀》发表了第一篇有关西方国际卫生援助对于低收入国家卫生预算影响的研究，被哈佛医学院2010~2011院长报告列为该学院在去年十四项最重要的研究发现之一。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用所学的知识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服务”。
■西方人也抱怨看病难
健康时报记者：在您看来，中国人最头疼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否是“中国特色”？
卢春玲：看病难、看病贵是一个世界难题。环顾全球，你会发现无论是发达的美国，还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还是世界上最穷国家之一卢旺达，都面临着这两个问题。
健康时报记者：发达国家为什么也看病难、看病贵?
卢春玲：以北欧为例，他们也存在医疗的供需矛盾。看病需要等待时间较长，民众也会抱怨看病难。在美国，破产家庭中50%是因为支付医疗费用。他们虽有“老人保健计划”，但有些药不在医保范围内，一些人甚至会跑到加拿大去买（加拿大全部入医保）。美国一到选举，可被利用的舆论话题，一是教育，另一个就是医疗。
■医改三年不足以感受到变化
健康时报记者：新医改推行以来，中国政府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开了不少药方，比如预约挂号、首诊进社区等。您怎么看待这些措施？
卢春玲：在“医药分开”等硬骨头被啃下来前，一些决策者将眼光投向一些“小”措施，也可以促进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公平性，缓解看病难，并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比如，北京要求大医院专家一年有15天在社区医院门诊，这个举措就可以缓解专家号一票难求的现状。北京推广预约挂号，免除了百姓排队挂号之苦，从经济效益上看，如果挂一个号平均需两小时，一年门诊人次有一亿，就可为社会节约两亿小时。这些社会收益也是评估医改的重要部分。
健康时报记者：但中国老百姓似乎没有感觉到这些便利。2011年两会前，人民网做了一项调查，25万参与者，60%表示“没有感受到医改带来的变化”。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卢春玲：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到现在是第三年，时间太短，有些政策还没能落实，所以感觉到的变化不明显。目前进行的医改在中国卫生体制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社会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全球视角看，韩国走得较快，也用了二十多年才达到全民医保。美国从老年保健计划的提出到生效，历时20年。英国花了近60年的时间达到今天的水平，就诊时间过长等难题仍然存在。
健康时报记者：您的观点是，中国医改政策是对的，只是落实起来需要时间？
卢春玲：没错。中国在短期内达到医疗保险人均覆盖90%以上，这就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这么多年的医改经历充分显示了中国雄厚的“政治资本”。如果做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最后体系比较有效率的话，老百姓得益是切身的。
■美国人觉得医生“最可信”
健康时报记者：然而，在医疗卫生界，弥漫着对新医改的悲观情绪，认为政府投入不到位，医院难改逐利性，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无从谈起。这也被人总结为中国医改的“两头热、中间冷”现象。对此，您怎么看？
卢春玲：急速前进的代价是会有遗漏，会有不周全。从供求关系来看，医保的高覆盖率针对的是需求方，目的是为患者看病之路扫清障碍。如果供给方，如医院，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公立医院仍然必须靠自己养活自己，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将不会有实质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