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伊始至今，国家医药卫生部门不断出台多个医疗卫生政策，所涉范围遍及社会办医、健康保险、医疗服务价格机制、医药器械审评审批制度、药品价格改革、公立医院改革等，业内关注不断升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教授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则坦言，公立医院改革是中国2009年以来的医改短板，目前已聚焦于分级诊疗这一核心难题。

如何实现分级诊疗？如何让医生自由流动？基层诊所这一新生事物当有怎样的政策扶持？蔡江南教授针对这些疑问，表达了如下观点。

您曾在过去的采访中提到过“创新”在中国公立医院改革中的重要性，例如技术创新、医生收入结构创新、体制政策创新等，那么不同创新在公立医院改革中的作用分别是怎样的？

蔡江南：公立医院改革最核心的是体制和政策的创新，当然这种创新都会涉及到利益再分配，这也是难点所在，都牵涉到有一部分人的权利、利益受到损失。

技术创新主要是围绕信息技术在公立医院改革中的作用，包括“互联网＋”。而互联网医疗的创新目前比较多的是病人就医流程的再造，例如挂号、付费，这些可以让“看病难”的问题适当缓解。

还有一个技术创新是围绕怎么更有效的利用医生的资源，比如远程医疗，特别是远程诊断、病理、影像，这些会对分级诊疗能产生一定的作用，包括基层医院、二级医院，它们现在设备、硬件的投入应该说已经有比较大的进步。但是基层的医生不会用这些设备，所以造成了病人还是要去三级医院做这些检查。通过远程医疗的发展，可以把一部分病人留在基层。但目前在实践中其实还是非常有限，只是看到在局部地区开始推进了一些远程医疗。

国家卫计委是从去年年底开始，鼓励北京的一些三级医院、以及边缘地区例如新疆、青海建立定点合作。但双方合作中，积极性比较大的还是在基层医院，因为这样做，基层能把病人留下来。但是对于三级医院来说，积极性并不大。

现在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我们的体制造成了单个病人的收费非常有限，所以大医院就有很大的动力来争取病人跑量。所以，尽管也说医生的服务量非常大，医患也有矛盾，但其实大医院的院长还是希望病人多，希望门庭若市，一旦看到没人排队，他们就还是蛮紧张。

所以，我觉得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分级诊疗，帮助病人资源下沉，但目前看来在推进整个公立医院改革的作用上还是比较有限。

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技术创新，就是处方药的网上销售。如果这一点能够推动，能让医院药房的处方外流，这对公立医院改革的触动会比较大。因为现在的公立医院还是需要以药养医，一旦这块收入流到网上去，则会对医院带来非常大的震动。

从今年连续不断的政策中可以看出，公立医院改革已经聚焦到分级诊疗这个核心难点上，您对此有何看法？

蔡江南：大家都看到了中国医疗的“倒金字塔”现象，大量的病人聚焦在三级医院上，都很想解决。但是，对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如果看不清的话，则我觉得目前的措施都没有真正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比如，上海出台的比较积极措施，把三级医院50%的挂号放到基层里去，但是多大程度能执行，我也还是怀疑的。鼓励病人尽量到基层去看病，还有医保报销的差异化，但这种靠医保来刺激或者采取一些行政措施，我觉得都不能取得根本效果。因为根本问题是医生的问题，优秀的医生都集中在三甲医院，基层缺乏合乎质量的医生。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任何措施最后都会流于形式。

中国的医生从总量上来看，有200多万医生。从医生与人口的比重来看，在世界十个人口大国中，我们处于中间位置。我们的医生人口比比印度多了一倍多，但是从实际的医生结构来看，我们有一半医生只有本科以下的学历。如果把这部分医生去掉的话，我们和印度的情况很接近。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印度高很多，所以医患供求矛盾的实际问题会比印度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