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知名三甲医院的明星医生，有住别墅的，开豪车的，其实主要依靠的都是会诊的收入。”刘一说，他所了解的上海一位心血管方向的顶尖级专家，出场费达到五位数，周末一天甚至穿梭于两三个地方进行会诊手术，“常常一台手术还在进行，车子就已经在楼下等着接他去下一个地方。”

不少一线医生向记者坦言，相比会诊，多点执医不仅有“备案”、登记这样的复杂程序，收入上也势必面临着监管，高达上万的会诊费用根本不可能被管理部门接受，医生们自然更愿意参加像会诊这样方便、高收益的医疗活动，尽管这并不合规。

当然，这种灰色会诊也存在风险。作为一场并不经过双方医疗机构的“灰色交易”，如果出了医疗事故，谁来买单？

“如果出事了，一般是基层医院的医疗机构负责，因为这些医院也想与这些专家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树立口碑。而专家所在的医院其实对于这样的会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医生资源现在很紧张，医院不会为了这样的事情失去紧缺的专家资源。”

而在这样一个不通过双方医疗机构的活动中，有资源的基层医生成为了会诊的关键中介。

“这些基层医生常年积累了人脉，或者在大医院见习认识了专家，当他认为自己的患者有必要进行会诊时，就会给患者这样的选择，为他们牵线搭桥。”刘一说。

降温特需服务挤压走穴空间

除了医生的积极性不高，对于公立医院来说，“奉献”医生，更意味着核心医疗资源的流失。

“对于医院来说，多点执医的放开是增加了管理难度，因为它对医生的控制力会减弱。这也是多数公立医院对多点执医并不感冒的主要原因。”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深层次的医改为这样的顾虑提供了政策的撬动点。

此次发布的《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特别提出，公立医院特需服务的比例不得超全部医疗服务的10%。

实际上，在此轮医改中卫生管理部门“剥离公立医院特需”的规划就已经与公立医院的营利诉求形成了对峙。

在业界，这样的举动一方面被理解为消除公立医院的营利属性，另一方面，也被理解为是在释放一部分的优质专家资源，让他们有一定的时间到社会化的医疗机构中发挥效能，为今后多点执医的政策推动埋下伏笔。

目前已经有公立医院正在与民营医疗机构商讨，将特需服务搬离到民营医疗机构中来进行。业内人士表示，在这样的合作模式下，医院存在了推动多点执医进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