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耐药菌频繁活跃的当下，已严重依赖于抗生素的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新型抗生素，而企业生存逐利的本能，却使产业链最前端开始被迫丢弃制药工业的基石。

作为建国初期西南首家国家定点的抗生素原料药生产厂，四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制药）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被大东家抛手的一天，尽管对西南联交所这样的产权交易中心来说，像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工投）这样来转手旗下亏损资产的案子，如今早已屡见不鲜。

有着辉煌历史的四川制药，始建于1958年，1992年该公司的盐酸四环素就通过了美国FDA认证，1993年起经过多次改制变身股份有限公司；1993~1996年，公司主营收入均超过2亿元，为四川医药行业中的巨头。1996年12月，四川制药跻身资本市场，成为四川最早上市的医药企业。

或许是为了保留川属第一抗生素品牌的地位，成都工投对受让一方提出了一个自己都没有完成的任务：“未来5年内向四川制药新增投入不少于5亿元的现金或其他优质资产，使企业年增长率不低于30%，最终使四川制药年产值达到20亿元。”

以2.55亿元购进一个有20亿元产值潜力的企业，从简单的数学逻辑上看，怎么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但同样的数据，却解释不清为何这个极具潜力的川属抗生素生产巨头，如今会落得亏损转让的境地。

这恐怕还得从抗生素产业的“阿喀琉斯之踵”说起。

事实上，在诞生后的近百年时间里，凝结了数代科学家心血的抗生素，对于治疗各种细菌感染或致病微生物感染有着近乎于摧枯拉朽的攻击力，成功终结了诸如败血症、肺炎、结核病等疾病对人类的致命威胁，为守护人类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由此成了万能的“阿喀琉斯”。

有统计资料显示，今天人类寿命较上世纪初延长了近20年之多，其中约有10年是得益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从1910年德国医生埃尔利希成功配制出“艾尔希利606”，到1932年德国细菌学家兼药物学家多马克成功研制出“百浪多息”；从1941年青霉素真正开启了抗生素时代，到1943年美国生物化学博士瓦瑟曼分离出链霉素，从而征服了结核病。之后的60多年不断有新抗生素问世，被科学家称为“淘菌时代”。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抗生素开发的黄金时期。新上市的抗生素逐年增多，1971年至1975年达到顶峰，5年间共有52种新抗生素问世。到2005年，抗生素家族成员已经增加到133位，它们是人类同死神抗争的一大武器，令20世纪的疾病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然而，在人们不断从微生物次级代谢产物中找到众多有效的抗生素，并由此开发出半合成抗生素后，“阿喀琉斯之踵”也开始显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新上市的抗生素逐年递减。1996年至2000年的5年中，只开发出6种新抗生素。进入新世纪后，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2003年全球仅一个新产品——达托霉素( daptomycin )上市，而2004年竟是空白。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是，现在抗生素的开发正变得越来越难。在过去的80年里，科学家已经发现了20多类抗生素，几乎把所有能够找到的微生物都翻了个遍。另一个原因，则是新抗生素的开发速度远远跟不上细菌耐药发生的速度，导致研制的利润大不如前，制药公司缺乏热情。

在最初上市的20年里，青霉素的疗效无与伦比，给当时的制药公司带来了大量的利润。但今天一种新型抗生素问世，甚至不到几个月，就会出现耐药细菌。

在科学家为寻找新的抗生素绞尽脑汁的同时，细菌们变异出了能分解抗生素的功能。其实细菌在接触抗生素之前，就已存在具有耐药性的个体。而抗生素的使用，实际上是帮助细菌进行了一次自然选择。

在绝大多数普通细菌被杀死的时候，少数具有耐药性的细菌却可以存活下来，并大量繁殖。除了现在热议的NDM-1，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种超级细菌当属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了（简称MRSA）。MRSA最早出现的地方，就是重症监护病房。究其原因，是因为这里是使用抗生素频率和强度最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