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名噪一时的“打假英雄”王海，从詹国团开始进行“黑医院”调查。

一份流传甚广的材料——《1998，王海杀入性病市场》中写道：“目前占（詹）国团和他的家族在中国的南昌、北京、合肥、天津、长沙、成都、贵阳、石家庄、沈阳、青岛等城市开设或者控股的性病诊所已经超过100家，96和97年度的纯利润已经超过了3000万人民币。”

此后，詹国团避走国外。但王海并未能阻断莆田游医们的财路。

往政策的门缝里挤

1980年代，莆田游医的合法性来自陈德良在一个函授班的结业证：莆田爱国卫生学会许可证。在最初的手写小广告上，它是唯一证明公信力的宣传语。拿着这张证明，陈德良和他的徒弟们遍行中国。

每到一处，他们在旅馆租两间房，一个开药、一个看病。“政府不抓，做一两年也有，政府抓，几天就被赶走了也有”，詹国团回忆。

那时候刘永好正在卖饲料，他们曾经跟刘的经销商住在同一个旅馆里，各包一间房。这段二十几年前的相遇，像是医健联盟的“前缘”。

承包科室，是莆田系合法化转型的开端。

1990年代，他们以公司的名义跟医院签合同，承包“弱势”科室，用上千万买断十年或三十年。

很快，禁令来了。2000年，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政府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与其他组织合作营利性的“科室”、“病区”、“项目”。2004年，承包科室被卫生部列入严打之列。

“现在还记得那道禁令带来的损失”，新加坡华康医疗投资集团董事长、莆田人陈新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与多数莆田老板不同，陈新贤是医学专业出身，曾在公立医院做过七年，从住院医生一直到副院长。1997年，他下海从商，买进口的器械，与公立医院签合同，赢利抽成。禁令下达后，民营资本不得不抽离公立医院，他只能折价将器械卖出，勉强保本。

撤出公立医院后，莆系资本很快找到了第二条路：买下整个医院。上述禁令中允许，已合作的公立医院如果经批准，可转为独立法人单位。

“那可能是全国第一个私立医院。”1999年，惠好医药董事长翁国亮在江西兼并了定南县人民医院。他说，为了“拿下”那家医院，前后谈了两年。“那时候其实是个灰色地带，谁也没说不行，也不说行，这种情况一般谁都不敢碰。”

“其实前十年，除了你能办医院，所有的具体政策都没落地，”翁国亮说，“我个人认为，各级政府拿到医改方案，都放到抽屉里去了。那些年各地民营医院开张，卫生厅都不会派人去剪彩的。”

熬了几十年后，政策的春风正徐徐吹来。

2009年，“新医改”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其中包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

对于民营医院而言，最重要的政策体现在医保准入、银行贷款、土地、税收和人才五个方面。

2013年，国发40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炉，在政策“落地”上较以往有大幅推进。2014年“两会”，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提出“四个放宽，一个简化”，在资本进入门槛和人才流动、多点执业上再次给与支持。4月初，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提出“放开非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为民营医院价格松绑。

中央越来越大力度的支持，旨在利用民资力量，撬动公立医院改制的铁板。

莆田人开始筹建高端医疗机构。

位于浙江嘉兴的新安国际医院，是商务部和卫生部批准的首家民营综合性国际医院，从土地到人力，詹国团投资6亿。目前他在莆田建的新安医院，预计投资30亿。

为了减少行政阻力，詹国团聘请曾经做过公立医院院长、时任莆田市卫生局局长的黄加庆担任首任浙江新安国际医院院长。

莆田蹊径

到目前为止，虽然在数量上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基本持平，但是在诊疗人数和资产总量上却呈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