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的演变，如果在短期内无法找到可快速发展的路径，无论是资本还是创业公司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与美国数字医疗的持续高额投融资环境相比，中国的数字医疗的投融资金额始终不高。这是源于中国的互联网医疗受制于体制和市场现状，始终无法找到可以快速复制的具备盈利能力的商业模式。在经过2014年的投资热潮之后，资本对各类项目总体变得更为谨慎，2015年的总体基调是接盘。各类产业基金和大公司开始对过去一年所投的项目在筛选后进行接盘，在承接的过程中，资本的逻辑偏好更多的集中在有意义的流量和资源上。比如说，挂号的流量要比纯粹线上的流量有意义，能对接优质医疗资源的比对接普通资源的有价值。

在这样的逻辑推动下，资本开始对一些可能在未来变现的资源进行集中下注，从而推高了单个公司的估值和融资金额。由于资本的集中下注往往意味着对市场发展方向的认定和被投公司可能迎来大规模的增长，这让市场错觉互联网医疗已到下半场。未来将是小公司纷纷被并购或退场，大公司可以一路高歌猛进直至上市。

与其他互联网领域不同，互联网医疗领域的高额投资并不是因为业务模式已经成熟，通过资本的强力推动来角逐市场份额，而是因为资本也怕犯错。在互联网医疗领域，绝大部分项目实在无法找到盈利点，烧钱也烧不出未来。而几个融到巨额资本的，则都有一些收入，虽然不高，但至少有些收入，而且还在增长。正是因为害怕犯错，一些大型基金对大部分没有把握的早期项目已经不再投入，而对已经融资到中后期的项目则依旧有热情接盘。资本的出发点不是这个项目当下能否快速增长，而是其讲的故事能否卖给下一个接盘者。

但在长期扭曲的医疗服务市场，互联网医疗最大的问题是盈利天花板明显，每项业务看似能赚钱，但始终无法做大。这就导致一个公司即使有多项业务且都能都挣钱也无法做大。在一个需求扭曲（小病大治）和供给不足（合格的值得信赖的医生匮乏）的市场，无论怎么做都无法去改变用户行为，最终只能顺从这个体系并进而依赖这个体系。而作为核心控费工具的互联网医疗，其本质是要帮助支付方和用户共同去控制服务方和产品方的行为。如果要求互联网医疗顺从这个体系，不仅与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冲突，也注定了其无法真正获得发展。

因此，从市场发展的自身逻辑来看，互联网医疗在中国尽管做出了诸多表面的创新，但因为与目前被扭曲的市场本身存在不可解的矛盾，其发展始终无法获得突破。目前的绝大部分项目仅仅是完成了从0到1的变化，但始终无法从1跃到10。互联网医疗未来需要发展必须具备政策的东风和线下医疗体系的革命性变革这个两个核心要素，在这两点未有大规模的变化之前，谈互联网医疗的开场和收场都是一厢情愿。

举个例子来说，在美国医改之前，尽管支付方有着较强的动力去控费，但因为没有价值医疗的内在理念和相关措施，支付方始终没有推动将远程问诊作为线下问诊的有效补充和替代。这也就导致成立于2002年的Teladoc始终无法获得大发展，直到2013年医改后，Teladoc在两年半的爆发式增长后即成功上市。因此，早就存在于市场上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并不能代表互联网医疗行业已经成熟，真正的开场必须是其获得大规模发展的契机，也就是2013年的美国医改。

而且，美国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也为进入时点给出了启示，早期进入的企业并不能发展的很好，而很多后期的进入的反倒有后发优势。比如医生社区Doximity成立时间最晚但发展最为迅速，目前已经有全美超过一半以上的执业医生加入了这一社区。而QuantiaMD和Sermo尽管成立时间较早，已经有10年左右的历史，但只拥有全美1/4以上的执业医生。Doximity之所以后来居上，这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有关。因为其较好的解决了面向医生平台的伦理困境，最终获得了医生的信任。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支付方的政策将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重要推手。但是，光有政策还远远不够，需要线下的需求和供给能够匹配。就远程问诊来说，中国的病人在线下获取普通医生的问诊并不麻烦，而且无需预约。但因为中国合格而可信赖的医生匮乏，依旧造成了供给的短缺。即使支付方在中国也推动价值医疗，远程问诊也无法在中国获得爆发式增长，因为供给无法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