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是国际医生日。《钱江晚报》则翻出了一则“旧闻”：大年初一，宁波一家三甲医院的十几位产科医生连夜救治一名高危产妇，四个多小时手术做下来成功保住了大人和孩子；结果5天之后病人跑了，欠下了2万多的医药费。根据医院规定，欠费的20%要由科室承担，所以几位医生就只能平摊了4000多块钱的医药费。

听起来真不是一个具备多少正能量的故事。

全国医院，病人一年欠费三四十亿

翻翻知乎，上面医务工作者讲了很多类似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故事：救治的急救病人欠费了，家里人死活联系不上，结果去世之后子女却跑到医院来讹钱；有的医生看病人困难做了手术，结果欠下的费用要全科室承担；有的病人欠了一点钱跑掉了，结果因为信用记录差被停掉了医保，得不偿失……

岛叔的一个朋友在基层医院做管理者，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她告诉岛叔，前些年医保、农合没有现在这样规模的时候，医院成立“追债组”跑去要账也是常有的事儿。如果病人欠费跑路了，科室里的医生护士奖金停发也是虽然无奈但不得不为之的惯例。

《钱江晚报》的报道则说明了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浙江的两家知名三甲医院，已经有超过千万元的逃费；而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全国医院一年“三无”病人(无家属、无身份、无钱)的欠费则有三四十亿元。

吃亏的只能是医院？

救治了病人，医护人员自己还要赔上金钱，看上去不是太合理的事情。

欠费的大概都是什么人？

在医护人员看来，有医保、农合、商业保险的患者欠费的几率比较小，因为报销的比例较高，自己承担的金额相对有限；但如果遇到经济困难、多方纠纷或者是恶意拖欠者，医院的手段也很有限。

比如前面说到的医院“追债部门”，如果患者留下的地址电话之类比较明确还比较容易找，如果模糊，首先是找不到；找到了之后手段也极其有限，毕竟也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岛叔的朋友则表示，即使是因为家庭困难拖欠医药费，民政、公安、司法部门也很少干预此类事件。

所以吃亏的只能是医院：如果是医保病人，一旦欠费，就没办法办理出院手续，医院就没法跟医保部门对账报销，可能病人只欠了100块钱，但产生的几千块治疗费用只能自己承担；如果是自费，就更加只能吃哑巴亏了。

而这种情况大部分还发生在公立医院。有人说，公益性的公立医院不是应该国家财政支持发展的吗？

事实是，许多公立医院几乎都是自负盈亏的状态，财政给予的相当有限，大概10%都不到。除去医疗设备购置这些必要的开支，医院的建设、人员的工资，也全都是医院自行负担。因为，虽然他们是事业编制，但是这部分开支也是医院交给财政之后再返还回来。

制度有漏洞吗？

“在手术台上，没有任何人比你的主刀医生更希望你活下去。”

治病救人当然是医生的天职，治病贴钱恐怕就不是。医生也需要养家糊口，而医疗从来就是一个社会话题。所以，国家才会规定公立医院的药费要实行“零利润”而提高诊疗的费用，而对于急难危症的病人，医院也都需要无条件收治。

所以，这个锅应该谁来背呢？

按照律师的解释，医院对于医生垫付病人欠款的规定没有什么违法之处。而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急危重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患者，其在医疗机构接受紧急救治后发生的急救医疗费用，“将由专门设立的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予以补助”。这个救助办法的初衷当然很好。但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这种申请的条件比较严格，另一方面如果地方财政困难，就比较难落实了。

话又说回来，经济困难负担不起的，或者是涉及多方纠纷产生欠费的，多少还情有可原；但对于恶意拖欠的，甚至在产生一定后果之后大闹医院的，就很难让人产生同情甚至是生出厌恶了。

制度有漏洞吗？当然有。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不足、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完全覆盖就是足够大的可以完善的问题；而同样，对于恶意欠费者的约束不足，就足以折射出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漏洞。媒体举出了加拿大的例子：在完善的公众医疗保险体系下，如果逃费，就会列入个人信用记录，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