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药养医”、“过度医疗”、“服务糟糕”之外，中国医疗领域中的很多现象，均同行政定价体制有关。例如，由于与人力相关的服务收费标准一般都很低，于是传统中医技术(例如望闻问切、推拿之类)可以说日趋衰落，各种高科技检查(如CT)和各类新产品中药(如中药注射液)成为中医院趋之若鹜的对象。

三、行政定价的恶果：毁人不倦

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常把“好心人”称为“撒马利坦人”。政府时常要做“好心人”，但是专门研究政府行为的公共选择学派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经写过一篇经典性论文“撒马利坦人的两难”，分析了政府好心办坏事的各种情形，引人深思。

承继着计划体制的遗产，政府对医疗服务和药品进行行政定价，应该是出于“好心”。要防止看病贵嘛!但是，医疗和药品价格的“撒马利坦”制度，却为各类不同的人群带来恶果。

首当其冲的就是医生。由于医疗服务定价畸低，医生们只好卖药;由于政府进一步规定药品加价率，那么医院也就只好多使用进货价偏高的药品，否则医生和护士的工资就会没有着落。

即便是华佗再世，也难抵以药养医和过度医疗的诱惑。每次刮骨疗毒之后，即便患者像关羽一样愿意奉上金子，华佗也不敢收，因为这违反物价政策，而在政府确定的价格下，华佗只能收铜板。华佗老先生医者仁心，只好在患者伤处敷上捣烂的药草，但由于进货价太低，加价率政府管制，用草药也收不来银子。华佗老先生养不活家人，徒弟也饿着肚子离去了，中华非物质遗产眼看就没有传人了，怎么办?有医药界咨询人士向华佗支招：用进口药啊!推荐一味：黑玉断续膏。此药乃赵敏(即敏敏·特穆尔郡主)从西域进口，为断骨疗伤圣品。华佗摇头说：刮骨疗毒的患者并未断骨，鄙人怎可过度医疗呢?再说，这年代也不对啊。咨询人士大叹：这位老先生，端得固执。

仁医华佗只能退隐，而所有正在行医的中国医生，必定身背过度医疗的骂名。不仅网友拍砖，媒体刁难，甚至连拿刀子捅向医生的罪犯也在庄严的法庭上振振有词：医生们该杀，因为他们过度医疗。

其次，行政定价毁掉了医药产业，不仅搞得人人自危，而且所有企业都原罪累累。由于中国绝大多数医院愿意使用价格偏高的药品，而低价药品使用量畸低，于是海内外各路药企必须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先把药品价格弄高，然后再在虚高价格的基础上设法儿让利给医疗机构和医生。于是，一大堆为友邦人士惊诧的现象出现在中国医药产业之中。

由于新药定价高，于是中国药企的新药研发速度以及中国政府批准新药上市的速度，竟然世界第一了。可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创新能力如此之强，且中国人的仿制能力之强世所公认，但中国仿制药产业却远远落后于印度。

中国的医药物流企业数量之多，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各国同类企业数量的总和。很多企业规模小得惊人，其秘密在于，它们的业务无非是“倒票”，把流通环节人为增多，以便把现金弄出来，供药品生产企业和供应企业让利于医疗机构。有些药企的相关人员一时愚笨，竟然让旅行社帮忙“倒票”，并由于内讧因素而东窗事发。这就是葛兰素史克公司商业行贿案的情节梗概。

第三，毁了老百姓。过度医疗行为，尤其是过度用药行为，实际上对维护百姓的健康是不利的，这一点无需多言。更为重要的是，行政定价制度并没有产生抑制药费以及抑制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效果。事实上，中国的药费占GDP的比重约为2%，而OECD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仅为1.5%。在中国，相当于0.5%GDP的药费占药品费用总额的比重大约为30%。葛兰素史克行贿案的受刑人在中央电视台上说，其公司药费的30%打点了“各路神仙”。

最后，也是最为奇葩也是最为必然的，就是行政定价毁了政府官员。很多独家药品本身都是高价药品，在行政定价体制中也是所有医院趋之若鹜的对象，因此只要定价时价格小幅上浮，药企的盈利空间和营销空间将会大增。这样药企只要将极小份额的利益增幅拿出来“打点”负责定价的“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