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想有尊严地活下去。无论富有还是贫穷，人能在自如支配自己钱财的情况下看得起病，就是有尊严地活。”

因代购低价仿制药而被判刑的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话犹在耳，高悬已久的国家药品价格谈判，靴子终于落了地。

2016年5月20日，国家卫计委宣布，替诺福韦酯、吉非替尼和艾克替尼三种药品通过“国家谈判”试点获得降价，降价幅度均在50%以上——此前，上述药品的月均药品费用，分别为1500元、12000元和15000元人民币，它们所针对性治疗的乙肝和非小细胞性肺癌，均属于中国大陆发病率高企不下的疾病类型。

这是从去年10月开始的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工作的阶段性成果。“谈判试点开局良好，为建立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积累了经验。”国家卫生计生委药政司司长郑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长期支付高于国外同类药品数倍的中国民众，有望因专利药、原研药降价并进入医保报销目录获得实惠。

作为惠民工程，“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机制”，是针对专利药品和独家生产药品的国际通行做法。国家以举国市场和进入医保目录的政策保证为“筹码”，“以量换价”，提高药品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价格谈判历来是由各个部门协作实现的，一直都存在机制协调的问题，需要磨合的过程。一次改革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此次谈判结果肯定会在相关领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副院长常峰说。

20日当天，国家卫生计生委、发改委、工信部、人社部等7部委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落实国家谈判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做好与医保支付政策的衔接。

根据国家卫计委要求，各地要在6月底前完成谈判药品集中挂网。在2016-2017年的采购周期内，不再另行组织谈判议价。

“国家队”来了

“原研药、专利药降价，对市场能形成‘倒逼’的合力，促使仿制药也相应降价，利国利民的影响不可估量。”在5月20日国家卫计委新闻发布会上，郑宏多次强调“国家谈判”对于医药市场价格能够起到的调整作用：“是件大好事”。

“大好事”之“好”在于，降价让更多患者受益的同时，还为所有人“省钱”。

谈判小组专家、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成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既有3000万慢性乙肝患者中，仅有10%接受药物治疗，大量患者因昂贵的药价选择了放弃。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主任谢雯说，降价后，假设只有一半患者选择接受治疗，也会省下1800亿的医药费。

肺癌患者也同样得到实惠。“仅以吉非替尼为例，根据全国适合接受治疗的病人一年所花药费的保守估计，国家谈判后可节约药品费用约150亿元，加上对周边药品带来的降价效应，肺癌的总体药品费用将节省更多。”广东省人民医院肺部肿瘤科主任周清说。

2011年，山东大学卫生管理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左根永在山东、安徽一带的调研中第一次听说了“国家谈判”。

通过“谈判”调控药价，最早出现于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2010年，国家发改委开始制定《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试图取消原研药的“价格特权”。但此后一直没有推进。

但彼时，部分发达省份已率先开始在省、市两级开展价格谈判。和“国家谈判”一样，对政府来说降低药价是目的，将这些药品纳入医保则是筹码。

省级层面的推开并不顺利。“当地卫生部门说，以一个省的市场作为筹码根本不够，得在国家层面有人站出来跟那些企业谈判，这样才有可能把价格降下来。”左根永说。

近五年过去，国家层面终于有人“站出来”了。

2015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首度明确，要针对部分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