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终于在北京时间10月5日下午5:30揭晓，三位科学家因为其在抗寄生虫领域的杰出贡献，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其中，美国科学家William C. Campbell和日本科学家Satoshi Omura因为他们开发出了抗蛔虫新药阿维菌素，为人类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为她和她的同事在青蒿素的发现、改进和发展等方面做出的开创性工作更是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本网站在《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研究详细简介》中，已经对他们的工作做了详尽的介绍。而我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而且也成为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科学方面的诺奖得主，是注定会写进历史和为人们所铭记的。

就像北大饶毅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的，青蒿素发现的年代很有历史特殊性，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科学贡献往往带着集体的印记，为世界科学家定位这些工作的最初发现者导致了很大难度。也正因此，“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两位科学家（屠呦呦和张亭栋）个人没有获得中国充分的认可，也缺乏国际肯定。”不论这些争议本身，以屠呦呦和张亭栋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做出的成果都得到了普遍应用，直接产生了治病救人的效果。屠呦呦的青蒿素和张亭栋用砒霜治疗白血病，都是继往开来的大发现。虽然这些发现早在很早的中医学典籍中有记载，但是系统性的考证和继续的深入研究和发展则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关于疟疾和抗疟疾医学背后还承载了历史的发展和深刻的文化现象。小编正是从不同角度，试图去发掘疟疾和疟疾研究背后的历史文化现象。

1. 抗疟疾药物的中国情缘

抗疟疾药物的发现，可以说是无数医学前辈和科学工作者共同的成果。而青蒿(Artemisia annua)不仅记载于古代中药书中，而且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民间也有使用的记录。根据饶毅教授的博文，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张昌绍是从中药研究抗疟药的先驱，1946年和1948年分别在《科学》和《自然》报道中药常山及其活性成分的抗疟作用。不幸的是，他于1967年自杀。文革中，相当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被关牛棚，更多的被“靠边站”。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期间国内政治形势非常动荡，科研经费非常之少，这期间的很多科学发现都可以说是奇迹。很多科学技术成就，如结晶牛胰岛素、两弹一星、青蒿素、砒霜治白血病还有杂交水稻的早期研究，都是非常好的例子。

几乎无一例外，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历史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些都应该是诺奖级别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还有另外一个鲜明的特性，这些研究几乎都是从一穷二白开始，都是集合了智慧的结晶。这些项目的组织到执行，无疑都需要很强大信念和组织力量。或许这就是集体的力量，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科学工作者们自己的坚持。例如屠呦呦的坚持，五十多年的研究终于有了今天世界的认可，这背后有多少故事？恐怕足够写出几本书。还有很多的科学技术，哪一个不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可以说，坚持的力量带中国走出了低估，走向了未来。今天的科学界，投入逐渐增加，技术人员和力量持续发力，如果能够如前辈科学家那样坚持，还会有多少诺贝尔奖等着中国人？正如央视纪录片《大国重器》中提到的那样，“凡是中国人能做的，基本老外就没戏了”。

同时，牺牲精神同样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在刘凌云教授和郑光美教授《普通动物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山大学江静波教授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观察了间日疟原虫（疟疾的一种病原体）在人体的生长周期，为疟疾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时抗疟疾药物不如今天发达的情况下，用自己做实验冒着很大的危险，可以说真是有着神农尝百草的勇气。同时江静波等还在1982年和国内同行们一起在《柳叶刀》发表了关于青蒿素的研究问题，为青蒿素的研究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惜的是，小编只找到了江教授的一张比较模糊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