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蕴含着丰富的生物资源，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拥有巨大开发潜力的新兴领域。向海洋索取动物蛋白、功能食品和特殊活性物质，已成为世界沿海国家海洋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海洋药用资源尽管很丰富，但是以现有的研发水平，却不能充分利用，为此，记者采访了一些海洋药物专家，与他们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潜力巨大，海洋药源宝库待开启

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地球总水量的97%。海洋孕育着世界33个动物门中的32门，其中的栉水母动物门、兜甲动物门等15门是海洋特有的。目前，全世界记载的海洋生物种类的总数已超过20万。

中国的四大海洋为许多人熟知，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面积493万平方公里，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最具代表性的海域之一。中国海洋物种丰富程度很是惊人：超过3000种的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超过100种海绵动物，海藻约800种，维管动植物已记录400多种，原生生物近65000种。大量的海洋藻类、浮游生物、深海生物及不计其数的海洋微生物，均是研制海洋药物的可用资源。海洋还是新种属微生物及其抗菌物质的生存繁衍地。所以国际上许多制药公司纷纷投巨资建立海洋真菌与细菌实验室，甚至进行工业化大规模培养。

记者通过访问一些研究海洋药物的专家获知，与陆源生物资源相比，海洋生物中蕴藏着大量结构新颖、生理功能独特的生物活性物质。而海洋微生物由于存在于高盐、高压、低温、低或无光照特征等特殊海洋环境中，其丰富的次级代谢产物显示了巨大的药用开发潜力，更是未来海洋药物研究的新领域。  

初级阶段，研发难点需关注

那么，目前我国海洋药物的研究处于什么水平？“我国海洋药物研究起步较晚，之前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直到1981年我国才出了第一篇关于海洋药物的论文，而国际上有关海洋活性物质研究报道可以追溯到1933年。如果从Bergmann1951年首次从海绵中得到活性核苷算起，欧美国家在海洋药物研究上已经进行了60余年的部署和发展。因此，业内普遍认为差距在30～50年之间。”一位海洋药物专家为记者列举了国外海洋药物的丰硕成果：“目前国际上已经获得FDA批准的海洋药物有7种：1969年的抗肿瘤药阿糖胞苷（Aca-C）、1976年的抗病毒药阿糖腺苷（Aca-A）、2004年的止痛药芋螺毒素（Ziconotide）和调血脂药物鱼油酸酯（Lovaza）、2007年的抗肿瘤药海鞘生物碱（ET-743）、2010年的抗肿瘤药甲磺酸（Halaven ，Eribulin）以及2011年的抗肿瘤药Adcetris。”这位海洋药物专家同时说道，“不可否认，我国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已有一些新药在国内上市，包括藻酸双酯钠、甘糖酯、河豚毒素、多烯康以及烟酸，此外，还有10余种海洋保健品。但是，我国仍没有海洋药物通过美国食药监局（FDA）/欧洲药管局（EMEA）认证。可以说，在海洋药物研发上，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

2007年至今，国际海洋天然产物和海洋药物的研究已经进入第3个发展期，平均每年有1000个左右新化合物被科学家们发现，其中，平均每年从中国海域发现的新天然产物约为200个以上。在这么大的基数下，是什么在影响着中国海洋药物专家进一步探索的步伐？

上述海洋药物专家为记者分析，首先，要谈一个客观的因素：海洋生物标本采集。我国的现状基本还是“盲采”，因为海洋环境的特殊性和生物资源考察的不完整性，不像陆地药源那么容易采集；反观国外，有精准的定位系统及水下视频作辅助支持，采样会变得从容一些。其次，由于多数活性成分含量低微，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问题尚未能真正解决，比如生物活性成分的高效分离及富集等，导致最终的样品非常稀少，后续的生物学研究来非常困难，成药性研究推进缓慢，以致形成了“海洋药物研究轰轰烈烈，而海洋药物的生产却冷冷清清，高效的海洋新药寥寥无几”的局面。换言之，我国的海洋药物研究多停留在代谢产物结构研究的初级阶段，却很难再迈向先导化合物阶段。而对于一些科技发达国家，他们在海洋生物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多学科交叉，集中研发具有重要生理活性和成药前景的新药先导化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