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巴格斯瓦德2015年11月16日电 /美通社/ --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称“UCL”）领导的城市改变糖尿病(Cities Changing Diabetes)合作计划开创性新研究显示，时间压力、通勤时间以及居住地点等社会文化因素对糖尿病易感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

• 全球最大的城市糖尿病研究（在总人口数达6000万的五个城市开展）结果显示，城市必须重新考虑公共健康和城市规划战略，应对糖尿病患病率上升这一问题

• 全球有4亿多糖尿病患者，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患者居住在城市^[2]，[3]

• 合作计划的发起者诺和诺德(Novo Nordisk)已承诺到2020年为城市改变糖尿病计划投入2000多万美元的专家资源和研究基金

• 研究结果将于11月16日（星期一）在于哥本哈根举办的国际峰会上向代表团展示，届时还将宣布温哥华和约翰内斯堡将于2016年加入合作伙伴城市行列，其它合作伙伴城市包括墨西哥城、上海、天津、哥本哈根和休斯顿  

   作为“城市改变糖尿病”合作计划的一部分，伦敦大学学院领导的国际研究对当前城市糖尿病患病率急速上升的科学认知提出了质疑。研究结果显示，在全球各大城市，社会和文化因素对糖尿病这种“流行病”的传播起的作用较之前所认为的要重要很多。
 

  在全球4亿多糖尿病患者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患者居住在城市。^[1],[2]这项耗时长达一年的城市改变糖尿病研究（独特的公-私-学术合作），致力于更好地了解城市里的人们为什么更容易患上2型糖尿病，以找出最迫切需要应对的现代公共健康挑战之一的解决方案。为探索这个复杂的问题，研究者对哥本哈根、休斯顿、墨西哥城、上海和天津五大城市的危险人群和确诊人群进行了550多次采访。

   伦敦大学学院医学人类学教授David Napier表示：“传统研究主要关注糖尿病的生物医学风险因素，却没有适当关注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开创性研究将使世界各地的城市能够帮助人们调整生活方式，从而降低糖尿病的患病几率。”

   该研究发现，城市的糖尿病易感性与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有关^[1]——这些因素乃是造成初期患病风险提高以及诊断、治疗和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可能性降低的原因。已确定的社会因素包括财力、地理位置、资源和时间限制；文化决定因素则包括体型与健康认知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1]

   墨西哥城卫生部长阿曼多-奥尔特加(Armando Ahued Ortega)博士说：“我们从城市改变糖尿病研究中获得的见解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本市糖尿病的思考方式。对社会文化风险因素的新了解将指引我们制定出更加高效、更具针对性的公共健康政策，为我们市民的健康与幸福提供支持。”

城市研究的关键结果^[1]  

• 在休斯顿，贫穷等同于易感性的传统想法不再成立，不管有无财力限制，人们都可能患上糖尿病

• 在墨西哥城，性别角色可能是易感性提高的因素之一，妇女往往会疏忽自己的健康，以免成为累赘

• 在哥本哈根，糖尿病往往不是人的最高层次需求，他们更关注失业、财务困难和孤独等诸多其它社会和健康问题

• 在上海，拒不承认困难的文化趋势使糖尿病患者拒绝向朋友、家人和医疗专家寻求帮助

• 在天津，糖尿病患者的患病诱因有很多，包括很少的食物选择、劳累过度和心理健康不佳等

   鉴于这些结果，诺和诺德已承诺到2020年通过投入2000万美元的专家资源和研究基金为与对抗城市糖尿病的努力提供支持。诺和诺德总裁兼首席执行官Lars Rebien S?rensen在评论这项承诺时，表示：

“我们长期致力于为对抗糖尿病的努力提供药物及其它等诸多支持。这类研究恰恰体现了我们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