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孩子，刘鑫有一个极为坚决的愿望——不再从医。实际上，刘鑫周围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愿望。

让医生撬动深水区医改

刘鑫的状况，对蔡威而言，熟悉又深有感触。这也正是他多年来每次谈医改话题，都必然谈到要提高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原因所在。

他认为，没有医护人员积极参与的医疗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而没有充分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恰是中国历次医改的主要缺陷。

“处于疲惫状态的医生，积极性显然是不高的。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及老百姓就医的有序性一起，构成了决定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成败与否的三大关键要素。而这三大要素，也是破解医改这个世界难题的‘中国式办法’。”

蔡威告诉记者，在国外，医生如同我国的律师一样，是自由职业者。他们保证了在公立医院服务的时间之后，还可以去多处执业，比如家庭医生就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是目前，我国公立医院的多数医生仅在公立医院服务就已经疲惫不堪，很少有医生能按时下班，加班更是家常便饭。即便是专家，也要各类型患者都“照单全收”，根本没有时间再去别处执业，而在公立医院的收入和医生的劳动价值又不成正比，所以医生的积极性不高。

“生命是最贵重的，医生们承担着治疗人类疾病的重任。并且，作为智能劳动者的代表，医生的培养成本高，工作量大，职业风险也大。因此，医生的价值需要更受尊重和认可，医务人员的合理收入也应该得到保障。”蔡威坦言。

但是目前，社会评价医生收入的标准往往都是参照社会平均工资，实际上这个标尺只是衡量收入本身，却忽视了医生的培养成本、工作强度及工作种类等其他至关重要的因素，这是有失公平的。

“在全球的大多数国家，医生都是被列入精英阶层的高收入群体。并且，国外医生一般实行年薪制，其收入和他们的诊疗行为不直接挂钩，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过度医疗行为的产生。而过度医疗，恰是目前我国医生被老百姓所诟病的重要原因。所以，要让医生从医疗创收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在肯定并保障他们合理收入的前提下，同时创造能让医生安心就医的环境。因为，医生是医患关系的核心，他们主动了，深水区的医改才能活起来。”蔡威说。

当然，高收入也意味着高约束。蔡威认为，在保障合理收入的前提下，加强医护人员医疗行为监管也是必须的，医生的不当医疗行为应该受到约束，害群之马要被吊销行医资格。

公立医院可尝试“一院两制”

推动医改，让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凸现出来是公立医院改革最主要也最根本的问题。

什么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蔡威认为，应该是医院能够公平地为每一个病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这也是公立医院的最大特点。

公益性是用来保基本的

“在一定程度上讲，看病难看病贵实际上是个伪命题。”蔡威向记者解释，老百姓所谓的看病难，其实指的是看三级医院的专家难，但看专家不是基本医疗的范畴。而看病贵，往往是指过度医疗，患者自费部分高。实际上在公立医院看病如果全部采用目录内的药品耗材，费用并不贵。

“所以，我们应该向老百姓普及基本医疗的概念，让老百姓学会有序就医，在社区(基层)医院享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然后根据实际需要转诊，到更高层级的医院享受更高层次的医疗服务。”蔡威建议。

“我们认为，基本医疗应该是可及、安全又廉价的，这类医疗涉及的所有项目都能够被医保所覆盖，但他可能是不方便的。比如，病人看个牙科可能需要预约到至少两个星期之后。”蔡威告诉记者。

老百姓对基本药物并不陌生，对基本医疗的概念却知之甚少。对医疗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这也就导致了患者不管大病小病